真地认为，只要建立市场经济就好了，不管是什么样的市场经济都能保证经济的昌盛和人民的幸福。但实际情况并不是这样，市场经济是有好坏之分的。”

    他尤其认同钱颖一将“法治”（ruleoflaw）”与“法制”（rulebylaw）区别开来的做法。在他看来，“立刀之制”与“有水之治”实在有天壤之别，前者指的是“用法律作为工具去统治老百姓”，后者则是“法律高于一切，所有人都要受法律的制约”。在1957年之后，反对“人治”、主张“法治”被说成是“右派言论”，所以在中国只能讲“法制”，而不能讲“法治”。此后的很多年里，在发表演讲或接受采访时，讲到“法治的市场经济”，他必特意强调是“有水之治”，而非“立刀之制”。

    在口述史中，他还讲了两则轶事。在“十五大”报告提出“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口号后，钱颖一从美国给他打电话说，新华社播发的新闻稿中，把“法治”（ruleoflaw）错翻成了“rulebylaw”，造成了不好的影响，请他向领导反映，要求改正。另外有一次，吴敬琏在中央电视台做了一套节目，其中谈及“法治”，可是电视台在配字幕的时候，把“法治”打成“法制”了。他当即给编辑去电，要求改正。第二天第二辑节目播出，法治又打成了“立刀之制”。他只好再去电询问，编辑答复说，本台规矩很严，字典上没有的词组一律不得使用，他查了新华字典，上面只有“法制”一词，而没有“法治”。吴敬琏听罢，只好徒呼奈何。

    2001年11月15日，为了准备“十六大”，吴敬琏参加由总书记江泽民主持召开的一次理论座谈会，递交了一篇书面发言稿《全面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系》，继续从建设市场经济的角度，陈述他对政府体制改革的观点。他建议：“当前特别需要强调以下三个理论观点：一，社会主义经济是建立在多种所有制共同发展基础上的市场经济；二，它是追求社会公正和共同富裕的市场经济；三，它是法治的市场经济。”

    接着，他提出为“建立社会主义法治国家”，需要抓紧做好几项基础性工作：

    （1）在干部和群众，特别是各级领导干部中树立法治观念。法治观念是当代先进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它意味着体现基本正义的法律体系，首先是宪法，高于所有人的意志，政府和政府官员的权力也要由它界定，受它的约束。

    （2）要依据国家宪法（基本法）建立透明的法律体系。所谓透明，就是要在制定法律的过程中有公民的广泛参与，把政府决策和运行的程序和方式通过法律作出具体、清楚和有效的规定，法律必须要让受调节者普遍知晓，法律不能追溯行使，等等。在确保法律反映民意的同时，也要充分征求专家的意见，使之符合法律的技术性要求。

    （3）要完善司法体系，实现独立审判和公正执法。在执法方面，需要有高素质的、独立的法院系统。所谓独立，是指法官遵守宪法的原则，并按照符合宪法原则的法律规定，依靠理性和案例积累，独立作出判决，而不受任何权力的干扰。

    （4）要通过法治切实保护公民的基本权益（包括财产权、生命权、人身自由、隐私权和言论自由），切实保证政府在执行自己的职能时遵守法定程序，防止政府和政府工作人员以国家利益的名义侵犯公民的基本权益。市场经济的活力来源于每一个公民积极性和创造性的发挥，而公民的积极性和创造性能否充分地发挥，又取决于他们的基本权益是否得到了有效的保护。

    （5）要正确处理党组织对立法和司法工作的政治领导的问题。正像《中国共产党章程·总纲》所规定的：“党必须在宪法和法律的范围内活动。”这就是说，作为执政党的共产党在国家生活中的作用、地位、权力、义务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