它确乎在质疑和摇摆中走出了一条曲线前行的道路。而这正可谓是吴敬琏式的胜利。

    晚年的吴敬琏因种种言论而遭到指责，不过，他越来越清晰地看到了改良主义对中国的重要性。在一篇题为《“左”的和“右”的极端主义都会带来灾难》的读书笔记中，他对此进行了系统的思考，同时将之与整整40年前，顾准与他在牛棚里一再苦思的那个问题——“娜拉出走以后怎么办”——联系在了一起。

    他用饱含历史感的文字写道，中国几千年的历史好像一直在反复提出“娜拉出走以后怎么样”的问题，暴政——起义——新王朝——新的暴政——再起义，一次又一次地轮回。在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时，我们许多人都认为，问题已经得到彻底的解决，历史的“周期律”将不再重复。但是事与愿违，当“也曾相信过”革命将会给中国带来“地上天堂”的顾准在中国革命取得胜利18年后的1967年，亲眼目睹“人们以烈士的名义，把革命的理想主义转变为保守的反动的专制主义”的时候，重新提出了“娜拉出走以后怎么办”的问题。顾准的回答是：“我坚决走上彻底经验主义、多元主义的立场，要为反对这种专制主义而奋斗到底！”

    “为什么激进的革命道路没能带来人民的福利和社会的进步，相反还转化成了新的专制主义？”吴敬琏的思考答案是——不论是“左”的极端主义还是“右”的极端主义，都会给社会带来灾难。在重大的社会变革中，理想的模式是政治观点分歧双方温和派的结合。如果不是这样，只要一方出现极端派，另一方也必定分裂出自己的极端派，如果两边的温和派不能掌控局面而逐渐被边缘化，社会就会被撕裂而趋向极端，而在两个极端之间震荡，“不走到绝路绝不回头”。

    吴敬琏由这个结论，进而推演到对中国现代化的思考——

    对于当代中国人来说，值得庆幸的是，在“文化大革命”结束之后，中国政界、学界、企业界有识之士痛定思痛，在建设富裕、民主、文明国家这一基本共识的基础之上，开始了市场取向的改革。改革推动了中国经济的迅速增长。但是，中国离建成富裕、民主、文明国家的目标还有很长的路要走。特别是近年来由于一些重要经济和政治领域的改革迟滞，一些社会矛盾变得尖锐起来。人们由于社会背景和价值观的差异，往往对于这些矛盾的由来作出了不同的解读，提出了不同的解救之策。在这种社会矛盾突显、不同政治诉求之间争辩趋于激化的时刻，如何防止各种极端派的思潮撕裂社会，造成两端对立，避免“不走到绝路绝不回头”的历史陷阱，就成为关系民族命运的大问题。防止这种悲剧的关键，在于具有不同政治倾向的人们采取一种实事求是的态度，来讨论中国面临的种种问题。

    吴敬琏继续说，有些人认为，在暴君与暴民之间二者择一、一治一乱，是中国历史的宿命，只能听之任之而无法逃避。我认为这个结论是不能成立的，因为中国历史上的轮回，是旧的社会结构的产物，而不是不可改变的。近代经济社会结构的变化，使中间力量主导社会发展趋向成为可能。在现代经济发展阶段，技术专业人员和经营专业人员的作用变得不可或缺，而且人数也越来越多。新中等阶层成为追求自由、平等与社会和谐的中坚力量。目前中国也进入了这个过程。主要由专业人员组成的新中等阶层，包括各类科研人员和学校教师、工程技术人员和技工、中高层经理人员和一般公司职员、医护人员以及公务员的队伍正在迅速壮大。虽然我国新中等阶层的利益自觉和公民意识都还有待提高，但他们是工薪阶层中更多地具有现代文化技术知识的部分，追求的是经济生活和政治环境的稳定改善，他们和社会弱势群体有着共同的利益，因而是建设富裕、民主、文明、和谐的中国完全可以依靠，也必须依靠的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