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让我们回到1949年10月末发生在重庆歌乐山那两个“人间地狱”的那一段大屠杀的现场吧。

    话及徐远举派出的特务们从渣滓洞提押华健、雷震、蓝蒂裕等5名“要犯”后，不到十几分钟囚车便到了白公馆。在这里，特务们要提的也是五个人，其中中共《挺进报》特委书记陈然、宣传委员成善谋和中共重庆北区工委宣传委员王朴显然也是此次“公审”的“要犯”。

    当敌人在渣滓洞提人时，白公馆内的陈然、王朴等“狱犯”并不知道这一天是他们与党和同志们诀别的最后时刻。

    “陈然娴静得像一个大姑娘一样，而斗争非常英勇。”这是大特务徐远举在解放后写的“自首”中所描述的一句话。

    《红岩》中的成岗是我们熟悉的人物，他的原型陈然是位小职员家庭出身的好男儿，小时候有个“香哥”的乳名，因为他父亲的老家在河北香河县。陈然出生不久，其父亲便把全家搬到了北京，后陈然的父亲因调到上海海关工作，所以全家又迁往上海。幼年时代的陈然，是在日本侵略者的炮火中长大的，民族之恨深植于他幼小的心灵。1939年，16岁的陈然在武汉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从此他开始了一条革命之路。1940年末，组织上安排陈然到重庆工作，巧在此时他父亲也因为工作变动被调到重庆，山城从此成了陈家的安身之地。之后的陈然成了职业革命者，他时而到在工人中发展党员，时而到学生中宣传进步思想。国共合作失败之后，周恩来为首的中共南方局撤出重庆，《新华日报》等机构也随之离开山城，一时反动势力非常嚣张，中共活动转入地下。陈然则以办小印刷厂继续从事地下宣传活动。在严酷的斗争中，特别是与组织失去两年多联系的情况下，陈然依旧积极活动，同敌人周旋于山城的每一个角落。

    陈然是位办报的能手，曾经在何其芳同志领导下担任过《新华日报》副刊的编辑组稿工作，团结和教育了一批重庆进步青年。随着重庆地下斗争的形势越来越严峻，所有进步报刊不管是地下的还是公开的都成了敌人和特务分子的眼中盯。坚持斗争的陈然等共产党人从秘密渠道获得了中共香港地下党组织出版的一份叫《群众》的周刊，同时还收到了从香港寄来的油印《新华社电讯稿》。

    “这些消息太重要、太振奋人心了，应当传播出去，让敌人发抖去吧！”于是陈然有了与他的同志一起办一份宣传革命胜利消息的地下报纸的想法。

    油印的无名小报刚出几期，便立即引起了地下党重庆市委的注意。市委通过间接的关系来了解这个报是些什么人搞的，当获悉是失散的共产党员陈然等人做的事，市委便决定正式接管这张小报。

    “太好了！我终于等到这一天了！”陈然握着市委派来接头的负责人手，

    热泪盈眶，低声唱起了《国际歌》：“起来，不愿做奴隶的人们……英特纳尔儿一定要实现！”

    中共地下市委不久决定把报纸命名为《挺进报》，作为市委的机关报，由市委委员彭咏梧同志负责领导（彭即为“江姐”的丈夫）。当时重庆市委规定《挺进报》主要刊登新华社电讯，一般不发表什么文章。而由市委领导的另一系统的同志也筹办了一个十六开本的油印刊物，叫《反攻》，主要是发表文章的。两份中共地下党报，成为在黑暗中刺向敌人心脏的两把利剑。

    《挺进报》的稿源是地下党从地下电台抄录《新华通讯社》的电讯稿。陈然并不知道是谁在做的这项秘密工作，直到他在生命的最后时候才知道原来是一个叫“成谋然”的共产党员。其实陈然平时就认识在重庆开一家商铺的“老板”成善谋，只是不知道是他在当他的《挺进报》上家。

    地下党的秘密纪律就是这样严密。有时就连身边的同志，也并不知道相互之间的真实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