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是1949年11月14日这一个晚夜，白公馆楼下的第四室牢房里，听着难友们轻轻的鼾声，一位名叫宣灏的“老囚犯”怎么也睡不着。晚上八九点钟，一位监狱看守悄悄告诉囚中的难友们：关在楼下二室的邓兴丰已同从渣滓洞提出的其他29人在电台岚垭被秘密杀害了。另外一个消息是，人民解放军已逼近四川，重庆马上就要解放。这两则消息，让这位当年误入军统训练班，后又一心想参加新四军的江南青年，整整坐了九年多铁牢。每晚都有“狱中写作”习惯的他，这一夜无法入眠。

    此时此刻，宣灏想到了自己和其他难友随时都将会像邓兴丰一样被拉出去“制裁”。对于死亡，他并不害怕，并且早己做好了准备，然而宣灏感到遗憾的是，由于自己的特殊身世与经历，一直埋在他内心追求光明的理想却还没有机会告诉革命同志，特别是还没有机会告诉同室囚友他朝思暮想加入中国共产党的愿望。时间不多了，该向同志们表白了！想到这里，宣灏毅然找出偷偷收藏的纸和笔。他决心抓住最后的时机，写下自己要对中国共产党要说的话，如果万一有机会带出去，此生无憾矣!

    白公馆内外，此时异常静寂，只有远处的狗叫声畔在耳边。借着牢房门栏间隙透进的微弱光线，宣灏的深度近视眼几乎贴在纸上，只见他吃力地一笔一画地写着开头的第一句话：

    亲爱的朋友，思想上的同志——请允许我这样称呼你。

    从何说起呢？从今天下午老邓的走(还不清清楚楚地摆着么：他们是完结了啊)，我想，你们的案子是结束了，你和老刘的生命也许是保全了；但从另一方面，我们得到确息，我们这批从贵州来的同志，已于十日“签呈”台湾，百分之八十是要完结的了；因此，在临死之前，我想向你说几句我久想向你说，而没有说成的，请你了解我，而为我和其他的同志报仇!

    写到这里，宣灏感到极有必要向党理清楚自己的人生轨迹：

    我是江苏江阴人，父亲是一个鲜鱼小贩，因为家庭穷困，十一岁母亲逝世后，我一面帮着父亲挑担做生意，一面在小学读书。小学毕业后，曾在初中肄业半年，十六岁，到无锡一家水果店学生意。但我异常厌恶那种狭小而庸俗的生活，希望求取知识，到更广阔的世界去活动。我知道我的家庭是不能满足我的这种希望的，于是我便逃到扬州一个驻防军里去当兵，大概干了三个月，我就被我的父亲找来领回家去了。

    在家里，上午我帮着父亲挑担做生意，煮饭烧菜。下午，便独自躲在光线暗淡的小室里学画，读当时新兴的小说和浅近的社会科学书籍。我没有相好的朋友。因为，即使有钱人的子弟愿意与我交往，他们的父母也讨厌我到他们家去玩：“你看他身上穿得多破烂，多肮脏呀!朋友多得很，为什么独独要找他，给人家看了笑话啊？!”我的孤僻矜持的性格，就是从那个时候开始形成的；同时，那样的生活也给我带来了坏影响：求点知识，学些本领，我将来要往那些有钱人堆里爬——现在想起来，当时的心理是多卑劣，多无耻啊!

    到我十八岁那年的秋天，我的一位有钱的远亲，把我介绍到上海东南医专的解剖实习室去当助手和绘图(解剖图)员。

    除了规定的工作而外，我也可以选择很多和自己工作有关，或感到有兴趣的功课，随班听讲。两年半时间，使我懂得了一些生物学，和别的自然科学的知识，幽静的实习生活，也养成了我沉默而不管时事的个性。

    二十四年(编者注：指民国二十四年，即1935年)年底，上海学生为了“何梅协定”事件，赴京请愿抗日，我也参加了那些伟大的行动；从那以后，我忽然又感到自己生活的狭小无味，和前途的黯淡了。我到处托人活动转业，后回到家乡小学里当了教师，接着又当了一学期小学校长。这样我的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