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员参加的联席会议。徐远举、廖宗泽、杜长城等头子，二十、二十一、二十四、二十五、三十、五十、十各兵工厂警务稽查组长和十、五十兵工厂警卫大队长，以及技术总队人员均出席了会议。会议一直持续到下午5时才结束。

    为便于指挥破坏工作，毛人凤等研究后划定了11个破坏地区，派保密局西南特区行动总队长张振武为江北二十一兵工厂破厂指挥官，警察八分局局长刘桐为江北猫儿石十兵工厂破厂指挥官，交警总局专员唐方儒为鹅公岩二十一兵工厂分厂破厂指挥官，交警总局少将督查室主任陈海初为大渡口二十九厂破厂指挥官，交警总局专员杨谦为南岸铜元局二十厂破厂指挥官，交警十六总队副总队长刘士魁为南岸三十、三十一厂破厂指挥官，警察六分局局长宣善屿为大溪沟重庆电力厂破厂指挥官，交警总局专员王荫松为小龙坎国际广播电台、磁器口军械总库破厂指挥官，交警中队长陈宣璞为长寿资源委员会水电厂、二十五兵工厂破厂指挥官，交警总局专员韦贤为磁器口二十四厂、詹家溪二十厂第一分厂破厂指挥官。破厂掩护部队以交警第二、十、十三3个总队为主，会同各厂警卫大队，由交警总局副局长彭自强和廖宗泽指挥，大厂1个大队，小厂1或2个中队。进厂时间按临时指挥部命令行动。所需运输车辆及联络暗号、通行证，由唐伯岳与周养浩洽拨。毛人凤发给杜长城500元美金，用于购买雷管、导爆索，并向国防部四厅厅长赵桂森和兵工署各洽领炸药20吨。

    陆坚如令于海文、张绍良：“先烧掉已处理的案件档案，待处理的案件档案等处理后再烧。”

    技术总队另一批技术人员从台北飞抵重庆，住进民族路会仙大旅馆。

    “看来党国在重庆的日子不多了，不是明天就是后天了。”从台湾派来的破厂专业技术人员与在重庆的特务们搭讪时窃窃私语道。

    “可不，你们来了一干活，整个重庆都成了一片火海和废墟，我们哪儿还有日子过嘛！”敌特分子们悲情难掩。

    其实，此时在敌人监狱内的革命者们也在想着同一个问题：“我们的日子也不会多了，不是明天就是后天……”敌人要被人民解放军彻底消灭了，消灭之时的垂死挣扎也是必然的。

    “死，是早晚的事。”到了11月20日前后，监狱里的所有难友心里都在这么想，只是他们有的流露在脸上，更多的人则深藏在心头。不想是不可能的，想后坦然的，是真共产党人；想后有些紧张和害怕的依然也是真共产党人；想都不去想的人也有，因为想也没有用，这是许多看清了敌人嘴脸，又不屈从敌人淫威者的共产党人的共同想法。

    死前有所准备，死后毫无后悔，才是多数囚友们的想法。

    面临死亡，共产党人能想些什么呢？当然他们想到了组织，想到了同志，想到了亲人，想到了自己的家……

    此刻，组织在何处？组织能为他们这些被禁囚在大牢之中即将被结束生命的人做些什么？当然。组织从来没有放弃过营救这些在特殊战线与敌人作顽强斗争的革命志士的计划和准备。只是重庆国民党军队和特务机构对白公馆和渣滓洞等关押共产党人和革命志士的几个地方把守得极严，同样，由于叛徒的出卖，重庆地下党的力量几乎受到了毁灭性的打击。狱外的营救显得那么薄弱和无力，然而，一切可能的营救计划其实从来就没有停止过，越是到了最后时刻，这样的营救计划越显得紧张和周密地在组织之中……

    在现今的“红岩历史档案馆”里有一份据说是狱中党组织通过特殊渠道向当时的重庆地下党组织写的“最后一份报告”，从这份报告可以见得，不管是狱中还是狱外的党组组织事实上一直在尽一切可能实施营救计划。这份“报告”写于“11·27”大屠杀前的6天，内容这样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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