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过第一章的读者，相信都会为敌人的残暴所愤慨，也相信都会被烈士们慷慨就义时的那种英雄气慨所折服。小说《红岩》就是根据在重庆解放之前那段黑暗日子里，国民党反动派对我共产党人和革命志士进行残酷镇压和屠杀的史实，以及狱我中共产党人坚强不屈同敌人展开斗争的经历而完成的一部优秀文学作品。《红岩》作者罗文斌和杨益言，以及最初参与报告文学《在烈火中永生》的刘德彬，他们都是白公馆和渣滓洞的脱险志士，亲身经历和目睹了那段血腥和黑暗的大屠杀。《红岩》作为一部优秀的文学作品，它所产生的影响和育人作用早已伴随着岁月的流长而久远。然而，《红岩》毕竟受限于人物塑造等文学创作和文学文本自身的影响，远没能更广阔、更深刻和更真实地全貌反映出重庆解放前夕敌我之间那种交错复杂、纠结而又残酷的殊死搏斗和人物形态，尤其对敌我两个阵营在力量悬殊、环境特殊的条件下，彼此所表现出的崇高与卑鄙、忠诚与背叛、人性与狼性方面的那种丰富与生动、精彩和深刻的历史本来面目。这也是笔者为什么致力重写“红岩”的目的所在。

    “11·27”大屠杀，敌人在垂死挣扎时的残暴以及留给中国共产党人和革命志士的那笔血债当永远记着，然而，还有一个问题更需要我们党内和革命阵营内部进行深刻反思的，就是为什么我们有那么多优秀的共产党人被敌人逮捕并在共和国已经成立的日子里丧失了宝贵的生命？为什么一个地方的党组织几乎受到敌人毁灭性的的破坏和打击？

    小说《红岩》里对此有所记载，似乎都是因为一个叛徒“甫志高”的原因，这“甫志高”也从此成为革命阵营里最令人痛恨的人物。

    “甫志高”确实可恨。没有这样的叛徒，白公馆、渣滓洞两个监狱里就不会关进那么多共产党人和革命志士，当然也不会有后来的“11·27”大屠杀那么悲愤的一幕。然而，当笔者走进“非虚构”的“红岩”革命斗争史中，抹去掩饰在那些被文学艺术所虚构的成份时，发现了许多更令人深思和省悟的严肃问题——

    比如：为什么叛徒“甫志高”的原型人物蒲华辅这样一个真实的叛徒，最后其实是喊着“中国共产党万岁”的口号比“江姐”的原型人物江竹筠还早十几天时间就被敌人杀害了；

    为什么当时的重庆地下党中职务越高的领导干部在被敌人逮捕后当叛徒比谁都当得快，而且好几位后来都成为了丧心病狂残害革命者的特务分子；

    为什么在许多普通党员印象中那些平时“唱马列主义调子”比谁都高、大道理一套又一套的“最革命者”，到了敌人的监狱和“老虎凳”面前时，却经不住一顿酷刑严打而当了叛徒……

    “11·27”大屠杀和重庆地下党如此惨痛的教训，曾是狱中共产党员们思考最多、最深的问题，这也是“江姐”、“许云峰”等共产党员在牺牲之前最想向组织反映的问题。为此，他们经过了漫长而周密的思考与准备后，认为当时最有可能出狱的罗广斌可以代他们完成这一用“血的教训”换来的使命，因而他们在极其困难的条件下，通过各种途径，最终形成了凝结集体智慧的一份“向党汇报”的宝贵材料——这就是罗广斌在创作《红岩》之前、于1950年初就向组织秘密上交的这份题为《关于重庆组织破坏经过和狱中情形的报告》。这一极其宝贵的《报告》，是我党罕见的重要文献，因为它是那些在敌人监狱里的共产党人对自己的组织内部所出现的问题的思考和反省。虽然它真正让我们了解它基本内容的时间才仅仅几年时间，然而在笔者看来，它的价值其实远比《红岩》小说要重要得多。

    罗广斌出狱后的第28天便抑压不住内心的悲痛和肩上的责任，开始进行一项十分艰巨的任务——这就是那些已经牺牲了的狱中同志们嘱托他代向组织提交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