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远举从朱绍良的办公室出来后坐上小车，开始秘密策划对《挺进报》的侦破行动。自从1932年在国民党军委会团警干部训练班参加军统以来，他同共产党打交道已有16年的时间了，当上这个少将处长也可算是“战绩”累累。可《挺进报》秘密发行已有一段时间了，还寄向各方，这次居然寄到了朱绍良主任的手里，共产党实在太猖狂的了!顶头上司的震怒，南京方面的责难，使徐远举感到了一种巨大压力。

    《血手染红岩》是徐远举在被关进人民政府的战犯监狱改造所里写的交代材料。在这一份材料中，记录了他反动一生尤其是屠杀重庆地下党人和革命志士的罪恶过程。关于《挺进报》事件，也有专章叙述。当时徐远举对“限期破案”《挺进报》任务有如下布置：

    本来丙种会报，属于宪兵、警察、中统、军统四个特务机关的联合会报，是秉承南京党政会报(又称特种会报)之命，危害革命、镇压学潮的联合行动机构。该会报由宪兵司令部主持，在南京设有会报秘书处，作为领导各地丙种会报的总机构，宪兵司令部警务处处长任秘书处处长。按南京丙种会报规定，指定我和重庆警察局局长施觉民、重庆宪兵二十四团团长沙吉夫、中统西南区督导徐政四个人组成重庆丙种会报。经我们四个人商量，用“转转会”的方式，聚餐联系。为对付重庆工潮学潮的方便，另邀了三青团特务头子罗才荣和重庆稽查处处长罗国熙参加。以后我又把丙种会报改为一个常设机构，配属于重庆警备司令部稽查处，来危害革命人士。

    这次会报邀请来的人，谈什么问题，大家都明白。虽然满桌子宴席菜酒，大家心情是沉重的。

    在这次会上，除中统方面有所推诿外，警察、宪兵、稽查方面都表示将积极配合。最后，徐远举拿出了他的破案计划，他说：

    《挺进报》流传所及，影响人心，但我们有足够的力量对付他们……(一)按照《挺进报》寄发情况来看，《挺进报》肯定在重庆市或郊区。我主张立即清查邮路，守候邮筒，严密监视《挺进报》投邮情况，派人守候缉捕，特别注意早晚时间和邮局的邮工。（二)搜索赤色书刊，严密侦查新闻界、文化界左倾人士的活动，尤其是几家民营报纸。请党团新闻会报多多负责，随时交换情况。请市党部宣传处立即配合军警搜查各书店。(三)由西南长官公署二处续派得力人员驰赴华蓥山区，配合清剿部队严密搜捕，务必清出地下党的组织关系，招抚被诱骗的青年。(四)多方运用内线布置，设法接近中共地下党组织。(五)必要时在全市进行突击大检查。目前不必打草惊蛇，请宪警在市郊区多加巡逻。(六)特别注意各工厂的工人活动。各兵工厂要严密侦查戒备，工运组织要多深入下去。工厂方面最可能发现问题。

    特务们对各种“案件”处理是有分工的，所谓的《挺进报》一类的案件，属于“丙种会报”，是国民党特务机关内部的一种分类案件名称。从徐远举的这份“行动布置”来看，敌人对《挺进报》事件，是又恨又怕，欲速处理，方可解他们的心头之恨。

    徐远举是有名的看上司眼色行事的一头反动鹰 ，现在既然朱绍良把《挺进报》的事交代给了他，如果他徐远举做得不得力，朱绍良那里肯定不会给他好脸看。因此徐远举得到朱绍良要搞掉《挺进报》的指令后，立即把执行计划做好，并迅速呈报后得到朱绍良的亲自批准。

    “军、警、宪、特四个方面的力量，全部由你调配，要不惜一切人力、物力、财力，从《挺进报》入手，彻底搞掉中共重庆地下党!”朱绍良特意交代道。

    “长官放心，卑职一定全力以赴。”徐远举在上司面前立下军令状。

    得令后的徐远举亲自坐镇指挥，他要求各方面的军警和特务分子每天将搜集的情报及时上报给他，试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