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知道的东西肯定比刘国定更多，价值更大。现在涂孝文突然要“刹车”，这让徐远举很不甘心。为了不想让涂孝文这样轻易地“到此为止”，老奸巨滑的徐远举决定除了严加讯问以外，还强迫涂孝文参加特务工作，企图将其彻底地捆绑在他的战车上，但涂孝文这回因对自己的前途心灰意冷，没有立即同意徐远举的条件。他甚至曾私下对骆安靖说：叛徒刘国定、冉益智爬出监狱后当了特务的专员未免“太血淋淋”的了！可涂孝文毕竟只是个革命的投机分子，他在面对命运的矛盾之是时还颇为天真地准备“假如特务放我们出去时要我们参加工作，我们最好不要搞行动，只做研究工作”。

    徐远举对涂孝文的变化恨在心头，又无可奈何，作为一种惩罚，将涂孝文从杨家山的“优待室”转押到白公馆，所有“政治犯”一样投入牢房。

    在白公馆，涂孝文和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刘国鋕、陈然、王朴等朝夕相处，这些革命同志了解到涂孝文这种类型的叛徒，其内心尚存一丝良知，于是主动找他们交谈沟通，劝他们保持“最后一道防线”。怎么说涂孝文也算是党内的“老干部”了，尤其是在他受到李青林的严厉痛斥下所受到的强烈震撼，现在又通过刘国鋕、陈然、王朴等人的言行教育，才明白了什么是真正的共产党人。两相对照，涂孝文羞惭无比，痛定思痛之后，他决心以行动来弥补自己的犯罪：一是不再向特务交供自己手上还保留的部分组织和人员；二是拒绝参加特务工作，不接受以特务身份换取自由。

    涂孝文的转变，得到狱中革命者和党组织的认可。重庆解放后，罗文斌在那份向组织提交的《报告》中这样评价涂孝文：到底是经过党多年的培养，所以临到最恐慌的被捕初期涂交了“川东一部份组织而已，其他是稳住了”。他知道的比刘国定多，刘向徐远举也是这样报告的，因此涂经过的考验也十分严格，两次到杨家山被强迫参加研究工作，他拒绝了。后来连草纸也不发给他用，生活很艰苦，但没有出事，加上一般难友不知道他还“坚守”“最后防线”，对他的态度也很难堪。在两重压迫下，王朴、刘国鋕等最担心他是否能坚持住。三出三进白公馆的涂，在最后的时候里，态度很明确，他认识到是自己不坚强，犯了错误，而且过失太大，组织上无法原谅，前途是没有的了，所以除了愿意接受处分外，自己仍愿望尽力从事些建设工作。至于参加特务工作，或者枪毙他也是不会反叛了。这时，白公馆的朋友对他比较了解，安慰他，在生活上也照顾、接济他，他也很冷静，经常读书，不大说话。《报告》中，罗文斌还向组织郑重地转达了王朴、陈然、刘国鋕等革命同志的意见：以涂的素质来讲，是很不够，很不彻底的，之所以有后来的坚持，完全是由于党的长期教育，长期培养的结果。从涂的叛变过程看，我们希望组织上对提拔干部、审查干部、培养干部一定要更进一步谨慎和严格。

    革命者对党的这份忠诚昭日可见！这样的意见，就是在今天仍然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应当被全党所重视、所接受。

    对涂孝文的问题，敌人方面则觉得此人已“无可救药”了，恼怒之下，徐远举在签发1949年10月28日的一批屠杀革命者的名单上也将涂孝文一起列了进去，这样，涂孝文和陈然、王朴等10人被一同公开“审判”，并押至大坪刑场公开枪杀。据有目击者回忆，枪杀前，10人都高唱国际歌，高喊“共产党万岁”等口号，其中当然也包括涂孝文。一个对革命事业造成巨大危害的共产党的叛徒，在临死前却高喊“共产党万岁”，我们既感叹叛徒人性中的矛盾性和复杂性，又无比钦佩狱中革命者对反面人物的感召力和转化能力。

    需要特别感叹的是：当一名忠诚于党的战士，何等不易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