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一个人要在长期的刑讯、关押中通过考验，坚持到底很不容易的，就更主动地找李文祥谈心，不断激励他、鼓舞他。可时间一长，李文祥对陈然的话便不以为然了，哼哼哈哈应付一下照常想他心里那点事儿。

    就在同时，特务们则正按计划一步一步地“引导”李文祥。每次提出李文祥审案时，都特地把李文祥从白公馆提到渣滓洞去，且都要有意或看似无意而实为有意地安排李文祥与他太太见面，所以一次审讯案，能让李文祥对太太的思念之情增加十分。太太见面时，李文祥都会痛哭一场。李文祥的太太也是个地下党员，但没有对特务承认身份，看到李文祥这样痛苦，反过来不断鼓励和劝说丈夫，要他坚持住!但李文祥的感情和精神状态越到后来越处于崩溃的边缘。每每痛哭过后，他就会想：我这样苦熬到底是为什么？为了革命胜利？革命确实快要胜利了，但真到了胜利之日，我还活着吗？为了党？我已经为党不辞辛劳、不计报酬工作了这么多年，我得到了什么？为了天下人的幸福？古人说“一室不扫何以扫天下”，我如果死了，连太太的幸福都不能给，我还能给天下人什么？陈然为了挽救李文祥，甚至对他说：“你要是去向敌人‘自首’，我就跳楼自杀！”可李文祥却这样回答：“几个叛徒不会影响中国革命胜利”。终于，一次审案后特务威胁说这是最后一次见面，李文祥感觉天都塌了，他再也不敢想象自己就这么完了，他再也不能忍受不能与太太相见的痛苦。入狱8个多月、在特务的鞭子与老虎凳上没有背叛，却由于忍受不了牢狱之苦和对前途产生动摇的李文祥，于1948年12月14日，趁放风的机会跑到特务办公室，主动要求“坦白情况”。几天后，他向特务递交了一份《关于策反计划的报告》和一份《悔过书》，表示自己愿意交出组织，愿意参加特务工作。他向特务出卖了何伯梁、程谦谋等16名共产党员的情况。

    李文祥叛变了!

    叛徒自有叛徒的嘴脸。跟其他叛徒一样，李文祥后来也为自己的叛变行为找了如下理由：

    （一）我是被人出卖的，是一个受害者，但我还是在狱中坚持了8个月，在这么长的时间里，那些跟我有关系的地下党员按规定早都应该转移走了，我把他们供出来，特务是抓不到他们的，如果还不走，他们被抓了是不能怪我的。(二)我为党的事业、为党的工作苦了这么多年，眼看就要胜利了，我如果不屈服，是看不到这个胜利的，这样的人生太惨了，而且比我重要的干部都叛变了，这说明重庆的组织已经完蛋了，就算不叛变能活下来，今后党还认不认我们？现在二处徐处长给我的选择是这样的尖锐：要么为他们工作，要么枪毙!我死了对革命没有帮助，参加特务工作，也绝不会影响胜利的到来，我已经没有政治前途，只能为个人来打算了。(三)我太太的身体太坏，这样下去一定会拖死在牢里的，为她着想，我也只有选择为二处工作。

    狱中难友后来总结，李文祥入党动机和思想不纯，是他最终叛变的本质原因。

    李文祥叛变后，参加特务组织被委任为上尉，带着特务四处抓捕地下党员。由李文祥出卖的何柏梁、程谦谋、伍大全等地下党员被捕牺牲。重庆解放后，李文祥做出一副痛改前非的样子，先后参加过征粮、教书等工作。但党组织和新的人民政府并没有放过这位给革命造成巨大损失的叛徒，公安机关于1950年将其逮捕归案。1951年，重庆市人民法院判处李文祥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与刘国定、冉益智、李忠良等叛徒一起押赴刑场执行了枪决。

    一切背叛者都没有好下场，这是历史和现实的共同结论。人们之所以憎恨这样的败类，是因为他们犯下的罪行是不可饶恕的。

    在整个“红岩故事”中，由于叛徒的出卖，重庆地下党组织遭到极大的破坏，一度组织基本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