命的一颗种子，胡其芬受地下党沙磁区委的委派，在中央财经大学柏溪分校的地下党支部中任党小组组长。当时的支部工作，主要是通过学校的学习救亡联合会，组织“柏溪剧社”、“歌咏队”、“宣传队”等形式，在校内和附近的农村演出活报剧、教唱救亡歌曲。在这些活动中，胡其芬十分活跃，唱歌、演剧、讲演、写文章，她都是一把好手。同学们钦佩她的才能，推选她为中大女同学会会长。然而国民党反动特务们对胡其芬领导的女同学会早已视为眼中钉，不断借事端对她进行诽谤谩骂和人身攻击，甚至采取卑鄙下流故意找茬。胡其芬毫无畏惧，机警沉着地积极开展工作，后党组织获悉国民党当局准备秘密抓捕共产党员时，立即决定胡其芬撤离中大。

    1939年9月，胡永萱根据党组织的指示，转学到北碚复旦大学新闻系。由于胡其芬时常活跃在同学们中间，复旦大学的很多女同学都认识和喜欢她。毕竟胡其芬年轻，她的革命热情似火，却缺乏斗争经验，反动当局很快又开始注意这位“胡永萱”的女学生。这年冬天至1940年春，蒋介石再次抛起反共高潮，大肆搜捕共产党人和进步人士。胡其芬不得不撤离复旦大学，被调到《新华日报》研究室担任英文翻译工作。从此，她不再用“胡永萱”这个已被敌人注意的名字，而以“胡南”的名字出现在新的战斗岗位上。

    “皖南事变”后，为预防国民党顽固派可能的突然袭击，中共南方决定将《新华日报》的200多工作人员精简到80人左右。胡其芬属于被疏散隐蔽人员之一，后来组织又决定送她到延安。这对胡其芬来说是做梦都想不到的好事。到延安后，她分配在中央研究院担任秘书。

    这是一段难忘的革命火热生活。活泼可爱的胡其芬到延安如水得水，天天像其他女同志一样，整天穿着一套灰色军装，到处唱啊唱啊，仿佛心中有说不尽的欢乐。到了冬天，她还在自己的头上戴上一顶自己亲手用红毛线编制的帽子，显得比周围的女同志别致。能干好学和心底善良的她，真的太缺少斗争经验了。她的这些“小资情调”成了整党运动中的大问题。加上有人“揭发”她曾经参与的“南京学联”是“红旗特务”组织等骇人的大帽子，使这位未曾经历过严酷斗争锻炼的年轻共产党员，度过了无数个痛苦的不眠之夜。在长达一年多的审查中她受尽了委屈，不过这时的胡其芬则变得成熟和冷静得多了。她的革命意志比过去更加坚定和有韧性了。

    1945年6月，党组织给胡其芬作出审查结论，否定了那些不实之词。

    就在这年12月，中共中央副主席周恩来率领中共代表团来重庆参加政治协商会议。胡其芬作为中共代表团的工作人员，随团来到重庆，在邓颖超同志直接领导下从事相关的妇女工作。

    重新回到一别4年的山城重庆，胡其芬已经有了很大的变化，因工作需要，她的服饰和打扮也不一样了，烫了发，常穿着绸缎旗袍，一副上流社会的时髦妇女形象。

    胡其芬的突然回来，令她家人惊诧和不安，埋怨：“你怎么又回到这个老虎窝里来？特务整天都在抓共产党，你回来不是送死吗？”

    “怕什么，我额头上没有刻字。”胡其芬淡然一笑，又平静地，再三叮咛家人：“我改名启芬了，记住，以后叫我胡启芬。”

    党组织根据重庆地下斗争的需要，又因胡其芬高学历、英语又好的条件，决定让她以一个基督教徒的身份参加基督教女青年会，以求通过这个有宗教色彩的合法机构，广泛联系各界妇女群众。在这个女青年会下有个妇女联谊会，地下党员李玉细任理事长，这样胡其芬就和李玉细以合法身份开展公开的和隐蔽的双重工作。胡启芬很快适应了变化的环境。她以一个基督教徒的面貌出现在女青年会中。每星期一主持各部工作会议，会前领读圣经，然后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