师，一边为党的工作奔走于穷乡僻壤之间。由于经常住山间的破庙，山水沿着石墙渗下来，屋里非常潮湿，不久，妈妈身上就长满了疥疮，一直到她被捕入狱也没好。

    妈妈在乡下工作了四五年，后来工作紧张，把我也送回了家，姥姥去世后，我们三个孩子只好独立生活，饱一顿，饿一顿，每当我们看见别的孩子穿得干干净净背着书包上学，心里非常羡慕。我们的妈妈只有过年才回来住几天。记得有一次，妈妈捎信叫大哥去取生活费，约定在半路上某个小店门前见面。我们兄妹三个头天晚上就睡不好觉，想妈妈也许会顺便捎点好吃的东西来，高兴极了。第二天一清早，大哥就起来上路，我们在家里等呀，太阳都落山了，才把大哥盼回来。原来大哥在约定的地方一直等到下午，还不见妈妈的影子，眼看太阳偏西了，肚子也饿得受不了，才无精打采地回来。我们一听说没看见妈妈，失望得哭做一团。

    我们三个无娘管的孩子生活极其困难，身体一天天瘦下去。邻居看到我常常怜悯地说：“这孩子的脖子都象磨盘芯了，她妈妈为什么不回城教书？”我想妈妈，但也不理解妈妈为什么竟忍心扔下我们到山沟里去教书。有一次，妈妈回家，我终于憋不住问她为什么不照看我们。妈妈说：“我也想你们！但是，现在有成千上万的孩子在日本帝国主义的铁蹄下生活，为了救他们，也为了你们以后能过上幸福的日子，我只好暂时扔下你们，你们要谅解妈妈。”听了这番话，我更加敬爱妈妈了。

    抗战胜利后，妈妈回到岳池县城，任江西馆小学校长。在重庆当学徙的大哥也回来了，我们兄妹三个都上了学。这段时间，经常有农民、工人、中小学教员来找妈妈。妈妈和他们的信件往来，全由我来传递。他们有时谈话很严肃，孩子们是不准在场的。我们在门口放哨，看到有外人来，就远远地迎上去，大声地招呼，说笑，等来人进屋，里面的人不是在打牌，就是在闲聊。我知道他们有秘密，养成了习惯，从不发问。当一个姓何的叔叔（解放后才知道他的真名叫朱光壁）来时，家里人格外慎密。妈妈悄悄地把我们招呼进去，何叔叔对我们讲解放军又在哪里打了胜仗，已经由多少万发展到多少万，我们越听越高兴，因为解放军、共产党胜利，就意味着我们和爸爸团聚。边我们小孩子也都把共产党的胜利看成是自己的胜利，这样的信念就是后来我被捕后经受住考验的精神支柱。

    每当夜深人静的时候，妈妈打开装有一层咸菜的坛子，从里面取出一本一本的书，我们全家就围在一盏小油灯下，兴致勃勃地读起来。我最爱看的是一些介绍解放区生活的故事书，这些书把我带进了一个崭新的天地，我对书中的生活羡慕极了。哥哥们读的是，《大众哲学》之类的书，我常听到他们争论“人是不是都自私”、“人不为已天诛地灭对不对”等问题。在我们激烈争论的时候，妈妈总是全神贯注地听，但她不轻易发言，结论总是由我们自己得出来的。妈妈就是这样循循善诱地引导我们逐步提高革命觉悟，走上了革命的道路。

    1948年，解放军即将横度长江的春风传来，家乡人民受到极大鼓舞，国民党反动派对革命人民的镇压也更加疯狂。这一年的春天，有一天，妈妈和我们闲谈，当我们憧憬着美好的未来，设想着和阔别的爸爸欢聚的时候，妈妈轻声而意味深长地说：“那时候，如果能剩下永义和叶芸，我就很庆幸了。”这时候，我已经明白妈妈是共产党的地下工作者，随时有生命危险，但是二哥什么时候也被算在她那保有住脑袋的一伙中了呢？我只是瞪着眼睛看看妈妈，再看看二哥。妈妈笑笑说：“我们家多一个掉脑袋的了。”不用再打听，二哥已经把他的理想付诸实践，投入轰轰烈烈的两个阶级的生死大搏斗中去了。

    同年五、六月，形势逐渐紧张，反动派大批逮捕共产党员。我妈妈自然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