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竹筠更加敬佩，后来他们一直以“姐弟”相称。这样的结果，让江竹筠和彭咏梧终于有了一点安慰，日益紧张的严酷斗争局势也不可能让他们一直沉绵在感情纠葛之中。

    1947年秋，中共川东临委决定由川东临委委员彭咏梧在下川东地区，在“抗捐、抗丁、抗粮”三抗基础上，组织武装斗争，江竹筠一同前往协助工作，担任川东临委与下川东地工委的联络员。夫妇俩愉快地接受了这一艰巨的任务，但是，一道难题横在他们面前——就是小云儿的抚养。不可能背着一个孩子行军打仗，只能留在重庆，当时云儿才一岁多，需要有人照顾。夫妇俩经过商量，决定请谭正伦来重庆照顾彭云。

    他们找到谭竹安。一阵寒暄后，对谭竹安说明了来意：他们马上要到很远的农村工作，无暇照顾彭云，想请正伦来重庆，这样炳忠可以在重庆读书，同时，也可以照顾云儿。谭竹安听后，面带难色，夫妇俩以为谭竹安心中还存芥蒂，一时显得有点局促，空气也显得有点沉闷。其实江竹筠和彭咏梧并不知道，做弟弟的谭正安至今还一直瞒着幺姐在重庆发生的一切。想着自己的姐在云阳老家苦苦煎熬着，整整六年一直在苦守苦盼着姐夫的下落，现在却还要向她提出叫她来重庆抚带姐夫和另一个女人的孩子，幺姐会怎么想？他该如何劝说姐姐？

    是江竹筠看出了其中的原委，她小心翼翼地打破沉默道：“竹安弟，我和你姐夫一直都对幺姐心存内疚，也一直觉得幺姐是个最善良、最通情达理、最深明大义的人，我总感觉这样虽然对幺姐是个委屈，但她要是明白这一切都是为了革命就会接受这个主意的，况且我们终究是一家啊!”

    听了江姐一席话，谭竹安动情地说道：“请竹姐和邦哥放心。只是我一直没有把你们的情况写信告诉她，但是姐姐是个深明大义的人，能顾全大局，不计个人恩怨。我相信她会来重庆。相信我们会把云儿当做自己的孩子一样照顾。”

    当即，谭竹安给姐姐写了封长信，详细谈了老彭离家以后的情况，并说明老彭现在要到农村去，走得很远，云儿无人照看，希望她马上来与自己一起抚养彭云。

    这封信辗转送到谭正伦手上，已是1947年的冬天了。那时，她在云阳已经苦苦地等待丈夫彭庆邦(即彭咏梧)的消息六年多了。然而弟弟的来信，犹如晴天霹雳。她读着读着，热泪浸湿了衣襟，她怎么也没想到，自己苦苦盼了近七年，得到的却是如此的打击。她怎么也没料到曾经与她海誓山盟、靠她供养才走上社会的丈夫，竟然在重庆另外结了婚，而且，还让竹安弟向她提出请她去重庆抚养他与另一个女人生的孩子!然而在感情与理智、家庭与革命的抉择面前，她很快就冷静下来，表现出了一般农妇少有的豁达胸怀，她给弟弟回信说：请转告党组织，我虽然文化不高，但革命道理我懂，我理解庆邦，理解竹筠。我会很快来重庆……

    可是，信发出去了，却一时半刻动身不得。她和亲戚正合办着一个家庭纺织作坊，在她离开前，得对财产进行清理；而且，以前供给彭咏梧上学和革命时借下的积债，总得偿还一些，还得把家产变卖后积攒一些钱，以便应付到重庆后的开销。

    得到谭竹安的支持，云儿有了好的去处，江竹筠和彭咏梧自是十分感动。他们各自紧锣密鼓地处理在重庆的事宜，办理各项移交，并进行着出发前的准备。

    在幺姐还没有来重庆以前，江竹筠决定暂时委托她的好友王珍如代养云儿。王珍如在北碚天府煤矿白庙子小学教书。他们写了封信给王珍如，说是有急事请她进城来一趟，王接信后于十月初来到江竹筠家。

    当王珍如急急赶到江竹筠家里时，他俩正在家里整理一些将要处理的东西。见到王珍如，江竹筠立即把她拉到里屋，悄悄地说道：“珍姐，我和四哥可能很快要到农村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