边，经过侦察没有发现特务，就用一艘小木船送他过江。

    经过这半夜的折腾，加上又惊又累，冯传庆过江后便在江边的一个渔民草棚子里倒下睡着了……早晨渔民一来，发现有个打扮阔气的人睡在他的草棚子里，顿起疑心，便把他抓到了警察局。正在到处抓而空手归的特务们拿出通缉令一看：嗬，巧了，你小子就是“共匪”冯传庆啊！

    张蔚林他们出事时，张露萍并不在重庆，她刚好去了成都探亲，对这边的事一无所知。这天，她突然接到张蔚林发来的电报：“兄病，速回渝”。按照纪律，她给南方局军事组写了一封信，告之自己收到张蔚林电报，已动身回重庆。成都到重庆相距几百公里，信到人也到了。南方局收到信，知道是军统局设的圈套，赶快派人到各车站守候，然而已经来不及了，张露萍一到重庆即被等候在关卡上的特务抓捕了。 原来，特务的这一招是叛徒安文元所为，他供出了“军统电台特支”的整个组织情况及张露萍在成都的地址，于是军统特务便以张蔚林的名义拍了这份电报，于是也就有了张露萍在重庆一露面便被抓的结局。

    张露萍被捕后，据周公馆的同志们介绍，曾出现过一件怪事：不久，张露萍突然出现在了“周公馆”附近。许多人看到了她的出现，因为当时她站在仅离“周公馆”大门只有一米来远的地方。只要轻轻跨一步，就可以进院子里。那里面有她敬爱的首长，有她亲爱的同志……但张露萍就是没有进去，连看都没看一眼便折身走了。她身后跟踪的特务们只得失望地跟在她身后也远远地走了。对此情况，雷英夫同志后来回忆分析道：“我们当时判断有两种可能：一个是她很坚定，什么也不承认，特务机关没有办法，就采取‘放长线钓大鱼’的手段，把她放出来，看她跟谁说话，看她到底进不进周公馆。如果谁同她讲话就抓谁，如果进周公馆就砸周公馆；第二种可能就是她叛变了，引着国民党特务来抓人。但是张露萍出现了以后，见到我们的同志并没有说话，脸绷得紧紧的，表情很严肃。经过我们门口的时候，她离大门只有一米远，跨一步就可以进到院子里来，但她不进，连看都不看就走过去了。因此，我们当时判断是第一种可能性，但也不能完全排除第二种可能性，因为到底是怎么一回事还搞不清楚，只是一种估计。现在看来，张露萍同志看穿了敌人的阴谋，她采取的行动是很正确，很聪明，很成熟的。后来，我们看到有些材料上讲，国民党特务机关认为，领导张露萍的不是“周公馆”，而是重庆地下市委。这就说明，张露萍同志的行动保护了南方局领导机关没有受到损失。”

    张露萍、张蔚林、冯传庆等人的“红色电台案”震惊了国民党最高当局，一向自认为对付共产党“最有一套”的戴笠丢足了脸面，因此对该案的审讯异常机密而歇斯底里。特别是在对付中共“美女间谍”张露萍身上最花力气。但所有的审讯结果几乎都是一致的：张根本不承认自己是共产党派到军统电台的“间谍”，她仅仅是“因不满家庭包办婚姻，跑去延安考抗大，后来吃不了苦，逃了回来。在重庆，路遇张蔚林，发生恋爱。至于冯传庆、杨洗、赵力耕、陈国柱、王席珍是因张蔚林认识的……”这样的供词。

    从张蔚林那里获得的口供也只有：“同张露萍在路上相遇认识，彼此恋爱，并无政治关系。”

    冯传庆、杨洗、赵力耕、陈国柱、王席珍更是“一再诘讯，坚不承认”，冯传庆还一把撕碎了特务替他写好的“自首书”。

    戴笠黔驴技穷了，他命令司法科长余锋判张露萍等七人死刑，暂不执行，等抗战结束后，作为中共破坏统一战线的证据，与我党斗争。经蒋介石批准，他们七人被钉上死镣，最先囚禁在白公馆。1941年3月，张露萍等七人与其他被囚禁者一道，被押到贵州息烽监狱。

    当年与张露萍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