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章
四人积极参加抗日救亡活动,尽我们的赤子心,度过了多少难忘的日日夜夜。1938年初,露萍、玉斌向我表示了想去延安的愿望,并要求我向父亲转达她们的想法,希望得到我父亲的帮助。我非常赞同,只是由于我幼年时右腿残废,不能同行。后来,由我父亲通过八路军重庆办事处,把露萍、玉斌,还有同班同学李隆蔚、刘苹非等四人顺利地送到了延安……”
可以说,革命家车耀先是张露萍走上革命道路的引路人,因为他的原因,张露萍和车崇英和周玉斌、杨梦萍成了志同道合的四姐妹。在离开成都之前,她们四人手握车耀先办的革命刊物《大生》,在草地上特意照了一张照片,在那张像片后面,张露萍写下了如下诗句:
“真理”织成了她们的心幕,
“亲爱”时刻从心弦弹出。
胜利更是充满了她们的内心,
微笑代替了她们的一切情绪。
这些礼物是谁送的呢?
是谁?
是可爱而可敬的《大生》啊!
可以看出,那个时候的张露萍已是个志向明确、热血沸腾的进步青年了。奔赴延安、向往革命,是她当时的全部理想。
在张露萍与几个好友投奔延安途中,巧遇几位重庆高工学的男生与他们同搭一辆车到延安参加革命。一路上他们遇到了国民党反动军官的追踪与督察的惊险经历。当年与张露萍同一路同行的重庆高工学的男生之一、后任江津白沙川南工业管理学校领导干部的胡代华同志,在1983年10月3日回忆了与张露萍同行到延安一路上的情景:
“1937年11月中旬至下旬,秋末冬初,我们重庆高工校的几名青年学生决心投奔延安,先到了成都北门汽车站。重庆学生的装束一眼就能认得出来,都是穿着卢作孚公司出的那种三峡牌芝麻布做的学生装。这时汽车站来来往往聚了一批人,也是准备去延安的,有二男三女五个人,其中一个女的穿的服装很朴素,她就是张露萍,当时的名字叫余硕卿。这学生齐耳的短发,十六七岁,大方端正,红红的苹果脸。她主动招呼我,说她是成都建国中学的,我看样子她是成都一行人的头,别人叫她‘姐姐’、‘三姐’什么的。我就把我们三个高工校的同学介绍与她认识了。开始都没有谈到去延安这个话题,后来大家熟悉了,一谈,原来都是抗日救亡的同路人,所以大家都同声说:以后互相关照。之后我们一起坐上一部从成都至宝鸡的客车。
汽车直开宝鸡,车上一位川大的教师,看样子四十岁上下,河南新乡人,姓什么忘了。看上去此人很斯文,我们就主动与他交谈,他说他喜欢我们年青人。车到第一站广元后,我们住在一个旅馆,那个川大的教师告诉我们这一路上土匪多,要我们注意安全。第二天,车换成了敞篷车,没有座位,我们也不好多问,司机还是原来两个人。车到川陕交界,叫作朝天驿的地方,是个路口一个小镇来了几个国民党的兵,不买票强行乘车,也不和谁打招呼就坐进驾驶室。我们赶快叫余硕卿等几位女同学坐到车角去,我们几个男同学围坐在她们的外面。可那几个国民党兵却故意从女同学的头踩过去,还说下流话,大家只好忍受着,不理他们,车行一小时后,这些兵下车去了,大家终于松了一口气,谢天谢地。这时天已下起小雪来,就只能再一个小地方住下。第二天起来一看,漫天大雪,司机说这下走不成了,明天再说,我们只好多呆了一天。没事干,大家坐在一起就开始摆龙门阵。我们的一位男同学就请‘三姐’余硕卿说说成都的事,余就介绍说:这年年上半年成都的救亡活动很热烈,街上演剧、唱歌、跳舞,各学校都办了壁报,车耀先办了个叫《大生》的刊物,这半年来,她说她因为一直看这个刊物,所以学到了很多知识,看清楚了国民党的腐败无能,她越说越气愤。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