位老革命者，面对这类事，他开始冷静起来，并带着笑容对小伙子说：“你的爱国热情很好。不过，关于你的党籍问题，这是一个很严肃的问题，我们还要调查研究。不管怎样，我们欢迎你为人民、为抗日多做些好事。”

    年轻人很感动地点头。

    “但如果真如你所言那样。那么你应该知道，你这样一走在敌人方面会很快察觉出来，这样对你和对你追求的目标都可能是件考虑不太成熟的事，因此建议如果你那边还没有发觉你的行动的话，是否应该先回去，然而我们经历调查和研究后通知你去不去延安？”曾希圣说。

    “我理解。我完全理解。”年青人更是连连点头。“好，我马上回去，他们没有发现我到这里……”年轻人再次扶了扶眼镜，很感激也很兴奋地与曾希圣招招手，折身快步出了周公馆，随即消失在茫茫人海之中……

    这件事在周公馆引起了一阵小小骚动，不过很快又平静了，因为像类似的事，周公馆常有，在敌人的眼皮底下，什么怪事都有可能发生。“警惕，再警惕！”这也是周恩来经常教育大家的话。

    然而问题意外的是，过了几天，那个张蔚林不仅又悄悄地来到了周公馆，而且这次还带了一位年纪比他稍大一点的另位人。他给曾希圣介绍，说这位高个子是他的同事，叫冯传庆，同在戴笠的军统总部搞电讯。俩人的要求一样：想到延安去，跟蒋介石对着干！

    这事有点玄乎！曾叶剑英听取曾希圣汇报后，说，对这俩两个年轻人要进行教育和考察，视教育和考察之后的情况再定。

    曾希圣按照叶剑英同志的指示，对张、冯二人进行了认真的谈话，建议他们先坚持在自己的岗位上工作，为人民解放事业作贡献。

    张、冯二人后来确实积极主动地把蒋介石方面不少重要的情报送到了周公馆，而且这些情报为我延安所用，非常有价值。干这样的事肯定属于要杀头的，但张、冯仍在继续干着。经过一段时间的考察。叶剑英向中央和周恩来同志也作了专门汇报，组织决定要重用这个通向敌人心脏的“特殊渠道”。

    “他们过去是否是党员我们弄不清楚，但表现比较进步，同情、支持共产党，主动到曾家岩五十号周公馆来联系，送情报，并多次要求承认他们是党员，要求到延安去。经我们反复研究，同意发展张、冯为党员，并由叶帅和曾希圣同志为介绍人。十月的一天，在曾家岩五十号周公馆楼下，我住的一间小屋内，叶帅、曾希圣同志亲自为张冯举行了入党仪式……”曾与叶剑英和曾希圣等同志一起处理张、冯二人一事的雷英夫同志在解放后这样回忆说。

    这个看起来很离奇的故事，其实就是当时发生在重庆敌我双方最高层的一件想编都难以编出的真事。我们先来了解一下从戴笠手底下跑到共产党的“周公馆”来的几位“毛小伙”吧：

    张蔚林，一个没有留下任何影像资料的年轻人，只有在红岩革命烈士陵园档案里留下这样的文字记载：

    张蔚林(1916—1945)，江苏无锡人，中共党员，1916年10月，出生在无锡一个士绅家庭。在中学读书时，他是一个品学兼优的学生，尤其喜爱进步的文艺作品。平时，他常常到一个进步的语文教师那里去借书，然后在晚上偷偷地阅读。在这位老师的熏陶下，他不但学到了文学知识，而且初步萌发了反帝反封建的民主主义思想。不多久，这位他十分崇敬的老师突然失踪了。后来他才知道，这位老师是中共党员，被国民党秘密逮捕后杀害了。这件事对张蔚林的触动很大，他想，这位知识渊博，善良可亲的人，怎么会是“杀人放火”的赤色分子？从此，他对国民党的反共宣传，就开始抱怀疑的态度。

    1936年秋，张蔚林考入上海三极无线电学校，学习无线电通讯技术。这个学校的校址在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