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起“红岩故事”中的人物，自然少不了一个特殊人物，这就是《红岩》的主要作者、在“11·27”大屠杀中的脱险共产党员之一的罗广斌。这位“特殊人物”身上有许多“特殊”：其一是他的出身，大地主、他哥哥罗广文是四川的大军阀之一，并且与刽子手徐远举关系不一般；其二他是《红岩》主要作者，没有他的存在，也许“红岩”不会像现在这么红火和经典；其三：他出狱后为组织所写的“狱中八条”及在解放初为那么多同志评定身份所起的作用。其实再有一点是他在文革中受到的不公待遇而致死的悲惨命运。

    “红岩”从历史走来的几十年中的每一个不易的细节，皆与罗广斌有着不可分割的关系。他罗广斌身上的“忠诚与背叛”的故事本身就构成了一段意味深长的故事：

    罗广斌于1924年11月出生。大学文化。1948年3月加入中共重庆地下党组织。关于他的身世，罗广斌自己写过的一份《自传》中这样说：

    “……我出世时，父母亲都在作‘官’（均系国民党员），家里除在忠县已有田产数百石而外，又在成都开始买田置产业。抗战前夕，被父亲送往日本学军事的哥哥罗广文，在蒋介石匪军中以杀‘奸匪’夺功(曾在瑞金受伤)崭露头角，家庭声势就更加显赫，在重庆、川西洪雅，又陆续买了许多产业。我自己就是在这样一个向上的、兴旺的封建剥削家庭长大，一直被尊称为‘幺老爷’，过着优裕的享受生活。

    “抗战时期为了躲避空袭，随父亲到川西一个小县洪雅读初中(1938年)，因为在城市生活得久，比较早熟，15岁(1940年)便和一个贫苦的女同学恋爱，原来以为家庭很爱自己，一定会同意的，但家庭却坚决反对，理由是不能门当户对。母亲还说：‘就是家里答应了，别人也要说闲话，说我们没有家教，影响家声。’第一次，我才开始看清楚了封建家庭社会的恶毒，对年轻人的专横、控制和压迫。在家里被囚禁似的管制，三年多不准恋爱和通信。这三年多中间，自己开始对封建家庭和社会有了新的看法，经常处在极端不满和抗拒的愤恨情绪中，甚至和父亲闹翻了打起架来，一心想离开家庭，脱离封建社会的控制。

    “1944年，得到在联大念书的马识途同志(地下党员)的帮助，离开了家庭到昆明联大附中读书，那时心里充满了获得自由和光明的喜悦。很快地在许多同志的影响帮助下，自己也得到一些进步和新的认识，终于在1945年7月，由马识途同志介绍加入了党的外围‘民青社’。分析自己参加革命的动机，主要是要求在封建家庭中求得个人和个性的解放，能够自由恋爱，后来在若干次斗争锻炼下，思想认识才逐渐得到改造，‘一二·一’学生运动是其中最主要的一次。在那次学运中，自己亲眼看见了国民党特务如何屠杀青年学生，才真正认识了反动政府的残酷血腥的本质，通过这回群众运动，懂得了群众的力量和决心，更坚决地参加了革命。

    “‘一二·一’之后，由于特务跟踪，便撤往乡下工作，那时马识途同志考虑是否吸收我入党(当时我并不知道，对党也无认识)，后来觉得我出身地主家庭，应再经过考验才行。1946年和马同志一道到成都(他调成都工作)。1947年到重庆西南学院读书，由原来在昆明指导我进步的另一位同志齐亮(已牺牲，当时在《新华日报》)继续培养我工作和学习。当时在西南学院搞过一些活动，担任新闻系主席和系联会(学生会)主席。六一大逮捕后加入了外围组织“六一社”并撤往民建中学任教，从这时起就开始和家庭脱离了关系。在民建一方面参加地下党刊《反攻》的印刷工作，另一方面领导该校“六一社”的组织。1948年3月1日便由江竹筠、刘国鋕(均已牺牲)同志介绍入党，候补期为九个月。”

    罗广斌在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