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气氛。

    值得一提的是“莲华”的办学方针，即理论与实际结合、学校与社会结合，他们既重视自然科学、社会科学理论，更重视学生的实践活动。最初来的一批教师，像教务主任杨明远和教师潘学愚、徐干都具有大学文化，他们把人民教育家陶行知的那套生活教育理论和方针，具体地运用到了“莲华”，实行“教学做”合一，推行“小先生”制，在学校内外写满了“生活即教育，社会即学校”的大字标语。杨明远老师编写的教学提纲和教材深入浅出；语文、算术课则强调教会学生写条子、写信、记账、打算盘；政治常识课，就讲《新华日报的》的新闻、社论；文艺欣赏课则以杂志上的诗歌为主要课文，指导学生阅读通俗文艺作品。“社会是一座大课堂”，学校结合当地情况，深入农村搞社会调查，并运用地主剥削农民、农民惨痛生活的现实材料教育学生，启发他们的政治觉悟。根据所在学生年龄较大、求知欲强的特点，学校注意教育质量，帮助学生们在掌握科学文化知识的同时，更加有计划、有意识地进行马列主义常识及革命理论和党的方针政策教育，引导师生们正确认识当时的政治形势和社会责任。在莲华有一位重庆有名的教育工作者叫杨宜德，他多年担任教务主任，是革命的同情者，他治学谨严，教学有方，尤其注意品德教育，他的努力，开创了“莲华”的崭新教学局面。王朴是复旦大学的学生，齐亮毕业于西南联大，他们都有较高的思想理论和文化素养，所担任的政治课、英语课教学，始终能把理论与实际结合起来，讲得有声有色，深受学生们欢迎。在党的领导下，莲华、志达中学前后培养了400多学生，他们后来有的参加了共产党，为解放事业做出了贡献，多数在共和国的社会主义各条战线上发挥作用。这证明王朴、齐亮他们确定的两个“结合”的办学方针和方法是完全正确的。“莲花”和志达中学的另一个重要贡献，在于为当时复杂而严峻的重庆与四川地区的地下革命工作培养了一大批优秀而坚定的革命战士。而在当时那样的白色恐怖、特务到处横行霸道的环境下，王朴、齐亮等能够冒着生命危险，克服种种困难，千方百计地将这所红色学校办下去，其精神实在可贵。办校是需要花大钱的，哪儿来钱？“只要革命需要，我可以想办法！”每一次学校出现财政危机时，第一次出面承担这种责任的总是王朴。王朴有什么办法？就是回家向他的母亲金永华去要。母亲能答应吗？当然不是那么容易，因为王朴家的家业是由王朴的父亲和祖父一点点积储起来的，现在要捐出来，而且捐的是冒灭门风险的共产党，这样的事母亲能同意吗？然而王朴做到了，不仅动员了他母亲金永华将徐州老家的家产田地1480石、折合黄金1000多两，陆续变卖成现钱，给了莲花学校和志达中学，又在重庆开设南华企业公司，并以此为掩护，直接为川东地下党提供活动经费。

    王朴的这种毁家助党的高尚品德，在革命同志中产生巨大影响。作为富家子弟，他对组织和同志时常慷慨相助，自己则始终过着俭朴生活。吃饭时，他都是与学校同桌共餐，即使外出工作误了餐，也只在厨房煮碗面条充饥，从不特殊。有一次，王朴与老师喻晓晴一起，从重庆市区回“莲华”时，步行了八、九十里路，却只在路上吃了碗咸菜稀饭，可同志们知道当时的王朴口袋里装着几百银元大洋。王朴说：这钱是他家捐助党的，不能随便用。他的这种精神和忠诚，无不令人钦佩。由于他平时总以刻苦耐劳的俭朴生活磨厉意志，所以后来在狱中能始终坚贞不屈、经受各种酷刑等其它严峻的考验。

    王朴于1948年4月27日被敌人被捕，也是因叛徒出卖而入狱。作为一名江北地下党的负责人，徐远举曾以为可以从这位家庭出身富有的青年人口中获得“有用”的情报，结果无论严刑拷打，王朴像许建业一样，始终表现出一位坚定的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