答：有李世杰、×光亚、何朽柏、李世昌和我去还愿。

    问：六月廿九你在毛慎修家里说的甚么话？

    答：当时有11人，有毛静修，少全安等开农民会。

    问：你是工委会的吗？

    答：地委会是蔡衣渠负责。

    问：陈尚克在那里？

    答：认不得。

    下面是邓惠中的签名。另一份是同一年的9月21日的审讯材料：

    问：你在七月廿后，开过几次会？

    答：在万塔山毛慎修这两处开过会。

    问：你到张远智那里是开会吗？

    答：他们在开会，我说你们要攻城看你们的力量如何，能否攻下，否则我要杀你们。

    问；那次开会你那有好多钱？

    答：6千多万元是蔡衣渠送来的，其余的钱是我拿×李中全与毛慎修那里用的。

    问；你叫你的儿同李中玄、邓华朗去作甚么？

    答：怕他有危险才叫他到唐家去躲避一下。

    问：他到重庆去读什么学校？

    答：西南学院一年多了。

    问：邓叶芸既不是正式党员，是否编为小组。

    答：我编为读书会，由周亚华负责领导看书报。

    问：你们入党礼节如何？

    答：为党尽忠，保守秘密，下级服从上级，地方服从中央。

    问：杨明权买手枪弹放在张远智家里，你如何处理的？

    答：我不知道

    问：你卖五石谷是否交与儿子作活动费。

    答：没有那事。

    问：你们的经济本源怎样？

    答：自武胜之暴动后上级派小二送来两仟万元钱，叫我拿来作党费。

    问：徐也速是否工委书记？

    答：我不清楚。

    最后也是邓惠中本人的签名。材料中许多文字难以理解，这也从另一方面证明了它的真实与客观性。

    对这样两份敌特的档案材料如何看待，在解放初期和“文革”期间是可以想象的。邓惠中因此一直没有被认定为“革命烈士”。现今的重庆红岩历史档案馆中，当年每位在监狱里牺牲或死去的人都有相应的材料，其首页是统一用铅印的题为《遇难烈士登记表》。当时由于条件有限，凡是确定为“烈士”的就被分为“甲”级“乙”级或甲下、乙下，依次来认定谁是最革命者、谁是一般的牺牲烈士，但在一些明显是叛徒的表格上就会写上“叛徒”字样，而对那些未确定身份者则标上“不确定”的字样。在邓惠中的表上，我们现在可以明显地看到那份《遇难烈士登记表》中的“烈士”二字被改成了“人士”，而且旁边还写有一个“叛”字。就这样，邓惠中便从“烈士”变为“人士”，变成了“叛徒”。这简简单单的几个不同的字，决定了邓惠中在死后的命运完全与江竹筠和许晓轩等人不同了。后者通过革命小说和革命戏剧成了家喻户晓的英雄人物，前者的邓惠中则长期地被埋藏在革命的“可耻叛徒”之列。为这，她的亲人和家属蒙受了几十年的不白之冤。

    “千秋功罪，谁人曾与评说？”“历史终究不能颠倒黑白。”这类话说起来很容易，但真正明辨是非，让真相获得应有的认可亦非易事。再说，什么是真正的真相？真相中有没有假相的存在？假相中难道不会隐藏着真相？这些问题在当时的地下工作和异常错综复杂的对敌斗争中完全是有可能存在的。为什么凭一个简单的“证据”、旁人看法和敌特分子的一份“审讯”材料就轻率地认定谁是革命者、谁是革命的叛徒呢？而如果不是依据像罗文斌这样的脱险者在狱中的所见所闻和敌特机关当时留下来的现场“审讯”材料，你又能拿出什么来证明你是革命者或他就是反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