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党员）特别喜欢袁他，经常对他进行教育，使袁尊一的阶级觉悟提高很快。因此1937年袁尊一实足年龄只有16岁，可他就被党组织吸收为中国共产党党员。

    入党后的袁尊一就开始为党工作。在铜梁正谊中学读书时与学生中的地下党员蒲世隆、张金城组成党支部，袁尊一任党支部书记。后袁尊一考入重庆社会大学政治系，开始成为党的职业工作者。他从1943年至1948年被捕前的几年间，曾先后以商号会计、报社编辑、小学教师、中学职员等社会职业为掩护做党的工作。

    袁尊一作为中共地下党四川省川东临委和临委书记王璞的交通员，他的工作任务繁重，工作的头绪很多，范围很广，接触地下党的负责同志很广泛；工作的机密性，负责同志们的安全等，因此要求他的工作讲究艺术性和纪律性都很高。袁尊一除了做交通员的工作之外，还负责一些党的组织工作，每个工作都需要他单独一人去做，去完成。特别是1948年4月份党内出了叛徒后，很多地下党员被捕，这时的袁尊一的工作担子更重了。他只得放弃社会职业，终日奔走于各地秘密联络和组织共产党员们。他常常起早摸黑，他对自己的爱人（地下党员）这样说过：“你我要学着饿肚子，至少也要能饿上三天顶得住，不然完成革命任务是很困难的。”

    其实，袁尊一的家庭生活一直很清贫。他入党后，为了干革命工作方便，与他哥哥各住一方。他和母亲单独住在重庆市区千厮门小河顺城街的贫民院条件十分艰苦。我听妈妈讲；袁尊一伯伯和袁婆婆解放前的家，虽然住在又脏又臭的窄巷内贫民院楼上一间墙壁有缝、楼板有洞的小破楼里，但他们的家里很清洁整齐，充满生气。从1946年起，我妈妈常到袁尊一家里去，她和袁尊一及袁婆婆相处得非常好。袁家很穷，经常吃了上顿无下顿，天天吃稀粥度日，但袁尊一伯伯身上确实常常藏有黄金，这些黄金是他为党筹集的党费，是专门缴到组织给游击区支援武装斗争用的。他们家里老小饿肚子，却从不动用分文的党费，而且自己还要千方百计想法多给党组织集经费。

    袁尊一的爱人谢以思，原是何忠发烈士的弟弟何泽民的妻子，何泽民也是共产党员。但谢娘娘与何泽民结婚不久，丈夫何泽民就患伤寒暴病死了。何忠发为了解除亲媳的痛苦，把她从宜宾带到重庆，托袁尊一继续培养她入党和介绍工作。1947年2月，袁尊一正式介绍谢以思加入了地下党。为了便于掩护和抚养好王璞与左绍英烈士的女儿小凯渝，党组织要求他们结婚成家，这样在这年的4月，袁尊一与谢以思成婚。袁尊一新婚后仍住在贫民院，虽然他们的生活还是那样清贫，但为了抚养好烈士后代，夫妇俩尽力尽力，妻子谢以思还把前夫何泽民同志的一大笔存款交给了党组织，作为支援游击区武装斗争的经费。1948年8月12日那天，袁尊一就是到重庆临江路占家巷解中公寓去与华蓥山武装起义负责经济工作的何忠发同志（烈士）接头交党费而被叛徒出卖遭逮捕的。那天，他身上带了一两黄金的党费。不幸被特务搜走了。

    被捕前的袁尊一，除了做共地下党川东临工委和临委书记王璞的交通员外，他还是一位优秀和杰出的地下工作和武装斗争的组织者。1946年初至1948年8月，在袁尊一被捕前的两年多时间里，他领导了江北县明月、统景等地下党组织，与国民党反动势力进行了不懈的斗争。当时的重庆是国民党的老巢，白色恐怖极端严重，特务遍布，军警林立之区，敌我之间的斗争形势十分复杂和激烈，也很残酷。由于袁尊一牢牢掌握党的“统战”法宝，原则性与灵活性相结合，党性强，地下斗争艺术高超，不断壮大了明月、统景等地区的党组织，狠狠打击了当地敌人的嚣张气焰。被捕后的袁尊一经受了敌人的严刑拷打，坚贞不屈地保护了党，保护了同志，使明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