身体。第三天夜间，我的高烧实际上已经全退，老爸从我的饭量上判断我可以出院上学了，就对医生说，明天早晨再测一次体温，如果不烧了可以出院吧。医生说正好他们最近病人特多，床位很紧。我心想，见鬼，这么舒服的地方，我不多呆几天才亏呢。于是我想出了一个计谋……第二天8点左右，小护士过来为我测体温。几分钟后，她从我嘴里拿出体温表一看，那双很大的眼睛睁得更大了：“怎么，又三十八度四了？”说完，她过来用手摸摸我的头，而这一切，我们配合得天衣无缝。“嗯，这孩子是没退烧。”前来给我准备收拾东西的老爸傻眼了，也露出几分急相，他听完小护士的话后，连忙问：“能不能出院呀？”小护士不高兴了，说：“你这个人怎么回事？孩子的烧还高着呢，你怎么让他出院？”我听着心里不知有多高兴，脸上却装出一副极其痛苦的样子，把头紧紧地捂在被子里。当我的目光与老爸那双疑惑的眼睛碰到一起时，赶忙避开……哈哈哈，我太高兴了，因为我又“合情合理”地躺过了三天的“作息表”，这是整个高中三年里最舒服的六天时间，也是惟一不用早起晚归的六天，然而我是在病床上争取到的。

    你一定在想我的那张“作息表”上漏掉了一个重要内容，那就是周末的两天。对了，这正是我要向你说的。如果说一二三四五的几天里，我是在靠那张用分秒来计算时间的作息表去生活的话，那么周未两天里我的另一张“作息表”简直就是一张“斯大林格勒保卫战”的战斗图。请看——

    星期六：

    6点起床（比平时我获得了一小时的优待）。

    6点10分：洗漱穿衣。

    6点20分：早餐。

    6点40分：从家出发，倒三次车，赶到宣武东经路的育才中学。

    8点30分：开始在那儿上三节英语补刁。

    11点半：下课，在附近吃一顿便餐。

    12点：乘车往西城黄城根的四中奔。

    13点一直至20点：上完四中的“同步班学习”课程（中间有二十分钟休息，能吃一个热狗充饥）。

    21点：回到家，半个小时吃完全天惟一的一顿踏实饭。

    21点半至23点半：做两个小时的作业。

    星期日：

    6点起床（同样比平时多获得一小时的优待）。

    6点10分：洗漱穿衣。

    6点20分至7点20分左右进行一个小时的早自刁。

    7点30分左右，与家人共进早餐（这也是每星期惟一能与家人共进的早餐）。

    8点半至12点：完成两个补习学校的作业。

    12点至12点半，与妈共进午餐，老爸为了我的学费和改进全家的经济落后状况，每周在一位开饭馆的东北插队战友那儿帮忙一天，早十点离家，一直到晚上九时左右回来。

    12点半以后，开始做自己学校的作业，这个任务一般都要到吃晚饭后的前两个小时才能完成。

    21点至24点：自习（这是老爸规定的每星期“法定三小时”）。

    周末两日的“作息表”是雷打不动的时间，其单调与所付出的艰辛甚至超过平时。也许我的脑子里总有一种想偷懒的意识存在，周末的日子里，我常常有意跟好脾气的妈妈作梗。

    一次是“鸡蛋剥壳”事件。

    那天是周六，我依然早上6点起床，等洗漱穿衣完毕，便像往常一样收拾好书包，坐到妈妈已经准备好了的饭桌前。早餐基本是固定的样式：一杯牛奶，一个煮鸡蛋，两块面包。可是那天我“出奇”地发现了一个问题：每天由妈完成的一道工序，这天不知怎么被忽略了：鸡蛋壳竟然没有剥好！于是我便大惊小怪地叫起来：妈，这让人怎么吃呀！快来快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