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大的事捏在手心底下，用一口气把小事当作尘埃吹掉，这几乎是所有民办大学处理棘手问题时的“基本原则！”和“基本办法”。“你说还有什么好招？一点点芝麻大的事，有人给你一传播，我这个校长就得急上三百六十天。所以大家心照不宣，在我们民办大学，哪家出了事，哪家都会捂得严严实实。要不，就会采取有效措施，把有事的学生撵走。”

    “我真的感到很闷，倒不是学习的专业或者其它面子上不好听，就是感到民办大学没有一点儿真正意义上的大学氛围。说得好听点，学校是出于爱护，才对我们管得非常严，说得不好听些，他们把我们学生当作某种不安定因素甚至像对待劳改犯一样整天有好几双眼睛盯着你。我从小爱结识朋友，也爱组织同学问的集体活动，在高中时当过年级学生会主席，星期天、节假日总爱组织同学们到校外进行一些有意思的活动。谁知我到了民办大学后，就整个儿像进了监狱。有一次我们几个同学说好了趁‘五一’放假两天到天津海边举行一次‘沙滩排球比赛’，这本应得到学校的支持，哪知班主任得知后板着个脸来通知我们，说谁要是到天津，就处分谁。弄得我们差点跟她急。唉，这样的事太多了，校长、老师开大会时一次又一次张着大嘴高喊，让我们要把自己的大学生身份看重，可在实际的管理中哪有一点是把我们当作一名大学生看待的呀？简直是把我们当托儿所的三岁幼儿，或者像对待监狱的犯人，一点自由和自尊不给我们。在这样的环境下学习与生活，就是拿了一个文凭又有什么意义呢？再说谁知道到头来你拿到的文凭能在社会上值几个钱？我就是这样离开了民办大学的。”一位正在通过自学考试争取上北师大的学生向我讲述了他三年前为什么中途放弃民办大学学业的经历。我听后不由得陷入沉思。

    1999年夏季，大学招生时，我投入了很大注意力关注夹在风风火火的国立大学窄缝中的民办大学状况。我注意到不知是媒体的有意“导向”还是某些高参作用下的民办大学们的联手“广告宣传”，《北京日报》等多家新闻单位在国立大学招生时，连连推出了《在校大学生，半数系‘民门’》、《人无我有，人有我有》等连篇累犊的“北京民办教育巡礼”一类的文章，又是评论又是通讯，外加“知名民校”的整版广告宣传，大有“北大清华算老几，还是到我民大来”之势，可是后来我到民办大学招生咨询现场一看，在那“红旗招展，喇叭声声”之中，学生家长和落榜学生们“问的多，报的少”。一位民办大学的招生人员说：今年是他们最惨的一年，往年可以有四五百新生，时下他们学校招了不足百人。“北京是没戏了。要骗也得到外地去了！”那位小伙子自嘲一声，扛着“××大学”的牌子，喝汽水去了……

    与北京的情况相似，1999年高考录取工作刚刚开始，各地的民办大学便纷纷“抢摊”，我看到这一年的新闻媒体连连刊出“给落榜学生和家长提个醒”一类的消息，并把教委批准可以发文凭的民办大学校名公布于众。我还专门看到了新华社引用国家教委发展计划司负责人的介绍，将全国原有和新批准的具有颁发学历文凭资格的共计三十七所民办大学名单，以通稿形式载于各报，为广大百姓和学子们提供了不少帮助。

    我顺手再把国家教委颁布的仰恩大学（本科）、民办内蒙古丰州学院、民办黑龙江东方学院等三十七所民办大学的名单拿来一看，很有意思地发现：中国的民办大学办得最早、也是办得最好的北京几所著名的大学竟然榜上无名，令人百思不解。《北京晚报》的记者曾写过一篇题为《北京民办高校“折”在哪儿？》，文中专门掏出了个中原因：像中外都颇有名气的燕京华侨大学，是北京惟一的一所华侨大学，建校已经十五年，培养了一大批优秀人才，很多毕业生还出国留学当了博士生，该校1994年以来，连续被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