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跟得上，除了课堂上我比不上大家记笔记，其它的我都不比同学们慢。”程玉云说：“我的优势是记忆力比别人强些。但为了弥补记笔记的不足，所以我要花去大量休息时间。不过几个月下来，我的学习成绩一点也不比同班同学差。”

    “最近他的外语课还考了全班第一名呢！”程玉云的老师过来夸道。

    我了解王秀兰以及她的“蓝天”大学，是由先认识程玉云这位失去双臂的贫家残疾学生上大学的事开始的，我对王秀兰院长说，此次采访程玉云同学的最大收获是让我了解到了一所好的民办大学和一群为了圆百姓大学梦的好的办学人。

    现年六十岁的王秀兰则感慨颇多地对我说，在中国走民办大学这条路太难，她问我：“你相信不相信我这个创办这所大学的人在退休之前是从不在学院拿一分钱工资的？”

    我无法回答，因为我以前听人说办民办大学十有八九是为了赚大钱，王秀兰不仅辛辛苦苦办起了远近闻名的像样的大学，还竟然不拿一分钱工资，这当然是我无法相信的。

    “我过去十几年里确实没有拿过一分钱工资，即使我们学校账面上有几百万几千万的时候。但我是花钱的，我把这些钱全部用在了扩大和建设学校上，把钱花在加强管理和改进设施上。你看看我们现在的校舍和内部硬件，你就知道我们的钱花在什么地方了。我自己不拿钱为什么？因为我想真正做到不花国家一分钱办一所像样的正规大学，你看现在我们‘蓝天’像不像大学？”

    当然。望着十几层高的楼房和应有尽有的校园设施以及同学们个个脸上挂着的笑容，我只有这样肯定它。

    王秀兰和她的“蓝天”大学所走过的历程，可以说是中国民办大学所走过的共同的历程。

    中央领导看好“小于”的办学经

    关于民间办学，在今天的中国似乎是件新鲜的事。其实中国是民间办学最早的国家之一。我们的孔圣人当年传教三千弟子，就是一种纯粹的民间办学。而且从世界教育史看，没有哪一国的教育不是先由私人开办学校而后发展到国立公办学校的。可是具有悠久教育历史的古老中国，却在高等教育方面几千年里没有前进过几步路，直到一百年前才有了西方传教士创意下的大学雏型。二十世纪，封建买办制的国家体制建立后，我们这个东方大国才慢慢有了大学，而政府控制和主持的大学则形成中国特色，并一直延续到80年代。教育史从这个年代才又掀开了新的篇章。

    1982年，在改革开放的掌舵人邓小平的领导下，神州大地吹起了空前的崇尚科学、崇尚教育之风。那时国家久闭的大学门刚刚开启几年，亿万青少年求学心切却因为高考“独木桥”太窄，无法满足他们对知识和文化的渴望。怎么办？全国百分之九十九左右的适龄青年人被挡在了大学门外，而刚从苦难中走出来的中国正处在百废待兴的历史性关头。一线的同志们正忙着如何把散了架的一个个摊子收拾整理，即使是每天二十四小时连轴转也无法赶上形势的发展需要。

    “中国的教育应该几条腿一起走路，尤其是大学，现在孩子们想上大学大难了，这对百业待兴的国家四化建设很不利，我们应该在办仔国立大学的同时，还向西方国家学习，依靠社会办些民办大学。”

    “太好了，我们又想到了一起！而且依靠社会办教育既符合国家宪法精神，也符合小平同志关于教育改革的步伐要加快的指示。我们得抓紧动手了！”

    一日，时任中国人民大学党委副书记的聂真和老教育家范若愚这两位好友聚在一起，不约而同堤爝划起了一件后来被写入中国当代教育史的大事。

    “民办大学在二十世纪初期中国有过，但几十年后的今天我们真要把它重新办起来，没有一位懂教学又能力强的人来挑这副担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