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九章 火爆的畸形产生
了岗。儿媳妇无奈之中求到了婆婆,请已经变成富婆的老太太帮帮忙。老太太用鄙视的目光瞅了一眼儿媳妇,心头得意地一笑,说可以呀,我现在每天都兼着很多课,家里的事忙不过来,你可以当我的小时工什么的,愿不愿意呀?儿媳妇呆在家里已经有日子了,早已苦不堪言,羞着脸说愿意愿意。那好,当婆婆的眼睛朝天一白,说:工钱可不多啊!不多也行,您老能收留我就是对我的恩赐,现在能在自己家里吃口饭,总比在外面受人气要好多了吧!儿媳妇低贱的话叫老太太听了真是心花怒放。就这样,老太太每天白天精力充沛地在外当“名师教员”,拿丰厚的收入回家。进屋后则有意摆出一副富婆的架式,让那个曾经令她咬牙切齿的儿媳妇,跪在自己跟前干活伺侯。这位老太太哪里知道,她在心满意足地无限享受别人的卑贱时,却没有看出那个表面上诚心诚意显露卑贱的人,早已心底埋下了复仇的种子。三年后的一个夜晚,当依靠外出当“名师”的老太太存足五万元储蓄时,等待她的便是一个死亡之夜……
然而像这位老教师的命运毕竟是极少数。很多有声望、有“特级教师”称号和曾在某某名校任教的名师们,以其不菲的身价,比那些正式上班的老师还要忙几倍地东奔西跑着。不是发生了这样一件事吗,某几位退休教师组成的“北京海淀名师团”到贵州某地“走穴”——别以为只有刘欢、韦唯才能“走穴”。结果一路走了两个月,每到一地便被那些梦想考上北大、清华的学子和家长们团团围住,一上讲台就下不了台。开始“名师团”是由某某中学特邀的,后来实在看到家长们太急切的期望,“名师团”便另辟蹊径,自己租那么一个临时的地方开课。当然要收费。不知是每小时的收费标准令当地的学生家长感到太贵了,还是让当地的那些教育部门的官员或当地老师生了气,当晚,“名师们”便被一帮穿制服的人从梦中拉起来,并押到一个非常灰暗的地方审了半夜。结果全团罚款七千多元才放了人——就“无照经营”这一条便足够“名师们”享用的了。
在江西与浙江交界的某山城小县,一位中学校长告诉我说,你们北京的名师值钱呀,到我们这儿走一个星期,就可以拿走我们几个月工资的报酬。我说那你们当地的名校老师不也可以利用自己的优势弄点“外快”嘛!他说当然有呀,就他们学校有位几年来一直教高三毕业班的老师,每每有额外家教收入,比上班的至少多拿二三倍。那校长说,现在的家长对教育质量的意识比任何时候都高,他们知道出一笔钱让孩子上个名牌学校,比出不多的钱而上一个水平普通的学校要合算得多。同样,出一笔并不太可观的钱请一个有经验的教师到家辅导,比让孩子上所名校还要划得来。
办班大战和“名师走穴”,就是在这样的情景下愈演愈烈,到了今天,已经几乎没有哪个学校不是主要靠办班增加收入的了。
中学老师超过大学教授的收入在全国很普遍。家有名校老师,赛过门前开个小铺——这也是北京海淀一带百姓对那些常年靠办班发财的老师们的真实描述。其实,在北京,一位稍稍有些名望的学校老师,每年靠随便编些大路货“高考参考资料”书,其所获超过大作家王蒙等人的稿费收入,已不是什么新鲜事儿。
写到这儿,我正好看到某文摘报1999年12月6日刊登的一则消息说,上海金山区张堰第二中学出现了这样一件事:一百四十六名学生家长多则两千元少则一千元,共捐出十六万多元,给自己的孩子挑选理想的班主任。为什么要这样做,据该校副校长介绍,是因为每年新生入学后,写条子走后门择班的风气让校长们实在招架不住,于是在一些家长的提议下,干脆来了个“自捐款”聘班主任。此事一经公开,在当地引起一场不小的风波。学校赶紧退款,不想很多家长不愿退,说他们捐款是自愿的,他们拿自己的钱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