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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篇 一个饱含五代中国伟人心血而崛起的直辖市
代人手中变为现实。

    该上马了,几代人的伟大梦想,该到我们这代人手里变成现实了!三峡人民该有一种实实在在的企盼了14天的实地考察后,江泽民总书记说了这样一段非常肯定和坚定的话。

    这一次考察长江水情和三峡工程,对江泽民来说收益不小,一是使他对长江中上游的水情有了比较深刻的了解,二是几十年来战斗在水利和三峡工程筹备一线的知识分子们忠于祖国、热爱三峡事业的精神给他留下深刻印象。

    24日,江泽民回到北京。第二天一早,便来到正在医院的李鹏病榻前,一边劝李鹏:“既来之,则安之。人在长期紧张疲劳之后容易发生毛病。”在谈到去长江视察的印象时,江泽民认为上三峡工程是必要的。

    发展才是硬道理。中国只有靠发展经济,才能有真正的出路。此刻的新一代中央领导们,心中装得最多的还是邓小平所交代的话。

    在江泽民同志视察三峡之前,时任总理的李鹏和党中央、国务院其他领导同志,也多次来三峡考察。李鹏总理的足迹,先后4次印在三峡坝址中堡岛,印在了三峡库区移民的家中。

    是啊,长江实在太大,大得连任何一位想主宰它的领袖在它的面前都感到一种巨大的压力。身为水利专业出身的李鹏总理,他从小生活在共和国第一任总理身边,那是位深受人民爱戴的人民总理。可即便是周恩来,在三峡问题上,他所经受的压力也非同一般。有一回,他在听完三峡工程论证会后,面对专家们的争论,周恩来极其郑重地对大家说:“太急容易出乱子,长江出了乱子不得了,长江出乱子不是一个人的事,是整个国家,整个党的问题。”又说,“长江上如果出了问题,砍头也不行,这是国际影响的问题。”时隔不久的1990年春,“两会”按惯例在北京召开。这一次会上,江泽民总书记收到了一份由当时的全国政协副主席王任重同志转来的几位政协委员联名的提案,题为《建议将长江三峡工程列入“八五”计划》。王任重在附信中向总书记建议,希望“中央常委能抽出几个半天时间,听听有关三峡工程的汇报”。

    中央领导迅速对此作出批示。之后的国务院三峡工程论证汇报会便开始了实质性的工作,并由此成立了以国务委员邹家华任主任,另3个国务委员王丙乾、宋健、陈俊生任副主任的国务院三峡工程审查委员会。后3人分别还是财政部部长、国家科委主任和国务院秘书长,可见三峡工程的分量!关于三峡工程的论证,其实早在1986年就开始了,这应该说是中国人做了几十年“三峡梦”后具有历史性意义的实质性决策。这一决策首功归于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作为中国第二代领导核心的邓小平,在他主持中央全局工作之后,就开始把目光投向了三峡。1980年,邓小平从重庆朝天门码头登上“东方红32”号轮,那一路上长江的滔滔之水给我们的总设计师带来了滚滚思绪,面对这条同样养育了他的母亲河,他感慨道:“看来,不搞能源,不上骨干项目不行,不管怎么困难,也要下决心搞。钱、物资不够,宁可压缩地方上的项目,特别是一般性的加工业项目。这些小项目上得再多,也顶不上事。”1982年11月,邓小平在听取国家计委准备兴建三峡工程请示汇报时,果断地说:“看准了就下决心,不要动摇!”针对当时一些人担心三峡工程动起来后涉及面太大而出现所谓的“政治问题”,邓小平又明确地指出:“只要技术、经济可行,对国家经济建设有好处,就符合人民根本利益,这就是最大的政治。”一锤定音!从此,建不建三峡工程其实已不再是一个争议的问题。可三峡工程实在太大,大到连许多专家都想不到的问题也出来了。1984年2月,第二届国际水利问题裁判会议上,突然出现了一个令中国水利代表团不曾预想的事件:西方二十几个国家联合起来,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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