庆人难道不觉得毛泽东是那么的格外厚爱你们吗？如果说，1917年孙中山在《建国方略》中第一次提出在长江三峡处“筑坝”是伟人对重庆的第一次关注的话，那么毛泽东的《水调歌头》中所言的“截断巫山云雨，高峡出平湖”则是使重庆日后成为共和国第四个直辖市真正意义上的战略决策和实施开端。

    阳春三月的重庆，万物复苏。山城到处叠翠绿意，鸟语花香。1958年3月28日傍晚，万家灯火通明的秀丽山城，仿佛有意装扮一新。习习夜风下，一艘名叫“江峡”号的轮船迎着柔和的晚风，轻轻地靠近朝天门。不多时，一位身材高大的巨人出现在甲板上——“是毛主席！”“毛主席来啦！”“江峡”号上的船员们又激动又紧张，因为那时毛泽东来重庆和登船都是“高度机密”的事，只能激动，不能传言，自然更不能振臂欢呼，但重庆人心底里在高呼一万个“毛主席万岁”！啊，与13年前出现在“重庆谈判”时的“润之先生”相比，今天的毛泽东，不知增加了多少倍神采！其潇洒和魄力，其精神和智慧，都到了顶峰时期。这也为他在长江三峡上挥写定神之笔提供了排山倒海般的伟力。

    1958年3月28日的重庆之行，可以说是毛泽东关于决定上马三峡工程的一次落笔之行。我们可以从日后的史料中得出这样的结论，因为几天之后毛泽东在武昌东湖宾馆里，一次次地把王任重和“长江王”林一山叫到他身边，并且吩咐林一山专门写一份他所担心的在三峡上建坝后可能出现的库区泥沙淤积问题的报告。林一山在后来很快写完了《关于水库长期使用的初步探索》报告，经周恩来之手送达毛泽东手中。

    1964年中央作出了“三线建设”的决定。1966年3月，毛泽东发出了“备战备荒为人民”的号召。这对重庆具有特别的意义。

    毛泽东的“三线建设”指示，让重庆得益匪浅，大大增强了工业实力。

    重庆应当始终不忘毛泽东的恩情，因为这个伟人对重庆从来就怀有诗一般的激情。他的诗，就是重庆建设的宏伟蓝图。

    1985年1月19日，邓小平谋划建重庆直辖市……

    重庆本身就是一座历史重镇，一座历史名城。从19世纪80年代英国商人立德乐带领的“固陵”号轮船溯长江驶入朝天门的那一天起，重庆的开埠便意味着它作为中国西南门户的桥头堡而从此掀开了历史性的一页。然而，重庆的开埠带着列强侵略者的浓浓血腥味，它基本上是中国近代史上的一个耻辱的标志。但这并没有因此而否定重庆作为长江上游最重要的通商口岸和城市设置的意义。

    辛亥革命后的新一轮中国地区势力范围的调整，再一次催生了重庆的脱胎换骨。1929年之后的重庆有了真正意义上的城市概念。

    之后，作为“战时首都”，重庆人因此表现出的巨大爱国热情让全世界为之震动。然而，重庆所付出的代价也十分惨烈，她承受了日本侵略者长达5年半的狂轰滥炸……那一次“战时首都”是重庆人用血肉谱写的民族爱国诗篇。

    1949年11月30日，在蒋介石从白市驿机场仓皇逃离不到8个小时后，重庆便在邓小平、刘伯承领导的人民解放军第二野战军的炮火下获得了解放。作为当时中国西南地区政治、经济、军事、交通和文化中心的重庆，得到了中央的高度重视，被确定为西南军政委员会所在地，统领管辖包括云南、贵州、西康3省及川东、川西、川南、川北4个行政区和重庆直辖市及西藏。早在人民解放军进军重庆时就成立了中共中央西南局，邓小平任第一书记，到重庆后成立了西南军政委员会，刘伯承任主席，之后不久又任命邓小平、贺龙、熊克武、龙云、刘文辉、王维舟6人为副主席；成立了西南军区，贺龙任司令；完善了于江震、王近山、宋任穷、李井泉、周士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