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人民大会堂台阶走下时，一个踉跄，差点摔倒。

    1997年，邓小平选择1997年收回香港，雪中国百年之耻。

    1997年，对邓小平来说，这是他留在世上的最后一个年份。这一年他期待香港能如期回到祖国的怀抱；这一年，他想亲自去刚回到祖国怀抱的香港走一走、看一看。可1997年，“中国人民的儿子”邓小平，没能亲眼看到五星红旗高高飘扬在香港上空的那一刻，便永远地离开了我们……

    其实，1997年还有一件事与邓小平直接有关系：他生前惦记的关于成立重庆直辖市的大事，也在这一年交给全国人大表决通过。邓小平以对香港回归的同样心情，期待看到人民大会堂里那隆重而热烈的对设立重庆直辖市的表决结果，然而操劳过度的老人家仍然遗憾地没能看到这一历史时刻。

    重庆人民要永远记住这个日子：

    1997年2月19日——邓小平与世长辞。

    1997年2月19日这一天，国务院迅速做了一件特别重要的事：把邓小平生前的最后一个心愿——设立重庆直辖市的议案提交到了全国人大常委会……

    历史如此巧合而神奇：重庆的命运与邓小平的生命紧紧地连在了一起！不妨将时间上溯近百年。1919年，邓小平那时的名字叫邓希贤。暑假，从重庆回家的父亲给儿子带来一个消息：重庆正在开设留学法国的勤工俭学预备学校。

    父亲问儿子：想不想出国留洋去？儿子将脖子往左一扭，说：想去。

    那行，你先到重庆去报考留法预备学校。

    嗯。

    15岁的儿子从此离开家乡，到了重庆。这是邓小平从一个普通农家娃儿变成一个无产阶级革命者的决定性的一步。重庆因此也成为了邓小平伟大一生的起驶站。或许正是因为这一点，邓小平对重庆始终怀有深厚的感情。在新中国成立后主政大西南的几年里，他对重庆这块英雄而古老的土地有了更全面而立体的了解和认识。

    重庆的特殊地位一直留存在这位中国现代化建设的总设计师心里，他在等待重新考虑重庆地位的时机……

    一个人的国家记忆第三篇一个饱含五代中国伟人心血而崛起的直辖市时机来了。

    时机越来越成熟了。

    这个时机的显著标志是中国改革开放越来越深入，中国经济发展越来越迅猛和国家实力越来越强大。

    与重庆命运紧紧连在一起的是三峡工程。三峡工程是催生重庆再次成为中央直辖市的关键。自毛泽东当年挥笔写下“截断巫山云雨，高峡出平湖”之后，关于长江三峡工程的建设准备，虽然在沧桑与曲折的年代里一直没有停止过，然而高层决策者已经把它搁置了许多年。这既有政治因素，又有国力因素。改革开放后，中国建设突飞猛进，国家实力日益强大，因而从上到下的那一批梦想“高峡出平湖”的“三峡迷”就行动起来。

    十一届三中全会后，邓小平主持中央工作，于是那些老“三峡迷”们开始通过各种不同的渠道，找到复出的“老头子们”游说。

    1979年开春，国务院常务会议决定，由武汉“长办”的林一山主持召开三峡大坝选址会议，这就意味着以邓小平为首的决策者已经同意和考虑三峡工程上马的问题从一般性的口头议论进入实质性的决策阶段。这一年，邓小平亲自出席了中国政府与美国政府的一项用于援助中国水电建设的20亿美元贷款的签约仪式。美利坚合众国的副总统蒙代尔在与邓小平一起签订协议后，笑着问这位中国副总理：阁下是否在考虑上马你们伟大的三峡工程？邓小平当时笑笑，用浓重的四川话回答道：可能喔！非常可能。时过不到一年，邓小平察看了三峡坝址，并召集胡耀邦、姚依林等到武汉研究三峡工程问题。至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