么，但似乎能从其凝重的目光中看出他同样在期待着什么。

    第二天，市民们从电视新闻中看到刘淇同志带着市委秘书长在北京与山西交界的延庆张山营交通路口，检查工作，并且跟那些检查过往车辆的工作人员们一一交代和示范着。自“抗非典”战斗全面展开后，北京的百姓看到市委领导到第一线的镜头太多了，人们似乎并不在意这一天刘淇书记的又一个“巡视”。可我看了却非常感动，因为我知道这是他为前一天那个本该早来的“零”纪录的失之交臂而专程来到延庆关卡上的。

    26号晚上的“联合小组”会议结束时已近十时，我看到刘淇书记离开会场后是回办公楼了，虽然不知道他当夜办公到什么时候，可我却不曾想到当晚发现“防非典”新问题后，这位日理万机的中央政治局委员会在第二天一早就出现在距市区110多公里的山区要塞上，检查督促工作。从27日到31号的5天日子里，我特意留意《北京新闻》，惊喜地看到了每一天都有刘淇书记到车站、到街道、到社区、到民工工地、到郊区农村的报道。而正是这样一组组百姓并不了解内情的镜头背后，北京创造了自3月份以来非典新发病例的两个“零”纪录。

    曾几何时，北京市民们为对疫情的不知情而埋怨情绪有多严重，这也导致了上任才几个月的新市长的辞职。然而如今的北京，市民们对政府又是怎样的评价呢？

    市委副书记杜德印给了我一个数字：满意率达到90%以上！我相信这个数字没有水分。因为经历了生与死岁月的北京市民才不卖当政者的面子，他们挑剔着呢！每天都盯着自己这个城市的一点一滴的疫情变化，也每天盯着自己身边的疫情和防治措施，稍不满意准会投你反对票。

    有件事很能说明问题：5月6日，北京安华西里的一个居民看到自己楼里的垃圾道堵了，也没有人来处理。一个电话打到“市长热线”。5月7日上午，这位居民下楼买菜，见自己的楼道里来了一群人，打头的竟然是王岐山代市长，说是来看这个楼道的垃圾处理情况的。那居民听了很激动，说我昨天虽然电话打到市政府，但心里想也就打打而已。谁知您市长真的来了，而且来得这么快呀！王岐山说：“现在都是什么年月啊，垃圾问题可是大问题，我这个市长如果连垃圾问题都处理不了，还做什么市长嘛！”90%的满意率，不是那么容易得到的。有人说，“抗非典”的日子使政府和民众的关系获得空前融洽。这话一点不假。

    北京市委办公楼，这是首都“抗非典”的总指挥部。在这之前的十来天中，我因采访需要时常不分夜昼地进出这儿。每每走进大楼，感受最深刻的是：所有在这儿工作的人，他们都是那么的忙碌，即使在就餐时也常见他们一手拿着盒饭，一边拿着电话在工作。“唉，简直像打仗！”公务员们总用这样的话回答我的询问。

    其实他们就是在打仗！打一场无硝烟的残酷战争。

    从4月20号前后开始，指挥部里的每一个房间，每一个工作人员都成了战斗单位，不分日夜，没有间隙，从市长、市委书记到打字员、材料员，他们被要求和自觉地执行着“随叫随到”的24小时工作制。听宣传部的一位同志讲，某处长的家属为给丈夫送几套换洗的衣服，竟然在市政府大楼门口等了整半天——她的爱人在指挥部就没有断过电话。

    梁万年，一个多月前走马上任的市卫生局副局长，现在北京认识他的人大概超过七成以上。

    作为政府疫情发言人，如今他成了“抗非典战时电视明星”了。在市防控中心接受我采访时，这位大学副校长出身的学者非常感慨地说了一句话令我深思。他说：“过去我当学者，是出了名的政府批判派。可自从我4月22日被一纸任命当了政府一名公务员并参与了整个“抗非典”战役的战斗后，现在我最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