厂已经无法过日子了，职工闹事已经闹到连中央都知道的地步。而像特钢厂的情况，当时的重庆国有企业中，其情形都差不多。国有企业占主导地位的重庆工业和重庆经济，如果不把国有这一块搞好和稳定了，重庆直辖市将面临“翻盘”的可能，这已经不是简单的企业亏损不亏损的问题，而是一个严重的政治问题、一个严重的地区社会问题、一个影响中共高层威信的政党问题。

    重庆人是深感这种责任的。

    改革必须进行！改革是惟一出路！即使要杀出一条血路，我们重庆的国企改革也不能拖全国的后腿。中央曾在1998年提出国企要在3年内扭亏为盈的目标，重庆一度向中央反映希望多给他们一年时间。最后得到的答复是：不！这就是说给重庆堵住了国企改革时间上的后路。所以不论是第一任的市长蒲海清，还是第二任的市长包叙定，他们在位的大部分精力必须放在国企改革上，而第一任书记张德邻、第二任书记贺国强也不得不为国企改革“保驾护航”。

    一场场惊心动魄的战役打响了。在这些战役中，重庆人和重庆企业经历了生生死死、死而复生的一次次历练与涅槃。

    8.浴火重生，“病人背死人”的奇迹

    1999年的国庆，对年届56岁的唐民伟来说，过得太异常、太仓促了——3天前，即9月28日，身为四川省冶金工业厅副厅长的唐民伟，被一纸任命书，调回到曾经战斗工作了28年的重庆钢铁集团公司任董事长、党委书记和总经理。

    唐民伟的此次“回家”意义很不一般。重钢人都知道：老唐1964年在重庆大学冶金系毕业后，就来到重钢，从轧钢厂的小技术员一直干到重钢集团的第二把手，因工作需要或有人私下传说的“一山不容两虎”的原因，在1992年，这位风华正茂、前途无量又无限眷恋重钢的唐民伟被调到四川省冶金工业厅，那年他才48岁，是仕途上最佳的年龄。况且那时全国的钢材市场行情看涨，重钢的日子也比较好过。而八年后的现今，重钢不仅日子难过，而且可以说是极度的困难。他老唐“回家”后粗粗从财务报表上了解了一下，从1999年这一年的年初开始，全重钢月月亏损。更让他心惊肉跳的是：按订单可安排的生产只能维持到当月的17号，也就是说全重钢几万职工将立马没有活干！没有订单，没有活干，意味着什么？意味着几万人就要回家，意味着热火朝天了几十年的重钢要关门了！可重钢是国有企业，关门也得每月支付一亿以上的职工工资，还有设备折旧，其他各种必须支付的开支也在每月一亿元以上……这样的老板怎么当啊！

    “同志们，我先给大家谈点心里话：我是服从组织的分配才回来的，没有多少思想顾虑，也没有多少个人打算。回到重钢，我与班子的成员见面，问大家当下有什么紧迫的情况需要研究，有什么紧迫的问题需要处理，大家非常明确地告诉我两桩事：一是国庆之后无钱发工资，怎么办？二是部分职工正在酝酿聚众上街闹事，又该怎么办？是啊，怎么办？这两桩事一件都不能小看啊！可我想，这两件事都围绕着一件事，那就是我们重钢得找到饭呀！有了饭吃，发工资就不成问题了，职工也不会聚众上街闹事去嘛！重钢要吃饭，到哪儿要饭吃呢？你们说……”这是唐民伟上任重钢一把手后在第一次召集的各分厂和分公司及机关各部门、各系统党委书记会议上的开场白，“我还要告诉大家一个其实已经客观存在的严峻事实：重钢现在的亏损不是几千万，而是2.37亿元！今年——1999年，还有两个多月时间，我们要实现一个最基本的目标，那就是让亏损的下坡状态停下来！争取哪怕是一分钱的赢利也是我们重钢人的伟大胜利！”

    一分钱的赢利也是重钢人的伟大胜利！这对曾经有过一年创造几亿利润的重钢来说，简直听起来有些可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