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全民族接受的振兴大中华的战略，没有一个这样的战略下的精心论证的科学方案，有了国力也照样不可能上马三峡工程。

    关于三峡工程的问题，几任国家当家人几乎全都耗尽了精力，毛泽东是20世纪中国最伟大的人，但他最终还是在长叹声中不得不放弃这“高峡出平湖”的宏图大略。只有邓小平举起改革开放的旗帜，在全国各行各业都有了充分准备的基础上决断三峡工程“早上比晚上好”。只有以江泽民为首的党中央从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出发，实现了三峡工程的建设。而第三代领导如果没有第一代、第二代领导人的铺垫与准备，即使10年20年的时间，三峡工程照样不可能动工。

    三峡工程的难，难在工程技术之外的事上。

    就百万移民一事，国家的难比百姓想象的不知要难多少倍！

    就一个到底应该移多少人的问题，便够国家难的了。

    早先的方案是尽量少移，因为过去的50年间证明，凡一次重大的工程移民，几乎都留下了擦不完屁股的烂事，忧白了多少民政干部和领导人的头发！为了处理这些移民的安置问题，国家的钱像在填一个无底洞……

    少移民就是好？！

    绝对不见得。少移民就会使本来可以发挥巨大库区容量的三峡工程变得不伦不类。要想发挥三峡枢纽巨大的水力资源作用，就必须把水库蓄水位往上提，提得高高的。于是，移民就这样变多了。

    三峡工程决定了它必须是大量移民的伟大工程。

    于是，国家在这样不可更改的客观面前，开始考虑尽量少让淹没区的移民们背井离乡，中国人可以像牲口一样忍辱负重地生活在自己的土地上，那种对故土的恋情甚至超越于任何一种人间的情感。“就近后靠”的思路正是鉴于上面的因素——完全的一个为民着想的思路。

    然而，三峡地区本是山高水险之地，可耕面积人均不足一亩，三峡水库所淹没的正是原先老百姓们耕种的最好的土地，大片的沃土在此间荡然无存，本就缺少耕地的库区更是无地可耕。土地是农民的命根子，没有土地的农民只能沦为孤苦的难民。难民多了，国家还能稳定？政权还能巩固？

    其实，根据卫星航测，三峡库区可耕面积应该能够至少达到1000万亩，真正淹没的仅几十万亩。不过，老百姓的担心也不是没有道理，因为可耕面积和实种耕地之间是需要一个时间问题，即一块山岗乱石坡，你要让它成为有粮可收的耕地，没有三五年恐怕难成现实。

    矛盾就这样出来了。国家得想办法。

    国家也终于想出了办法，而且办法想得非常非常之早，就在建设三峡工程的决议尚在一遍又一遍地无尽地论证时，试验在“后靠”的山岗上开垦种植柑橘的战斗早已拉开——

    还好，白花花的银子扔在那些乱石山岗上真还种出了郁郁葱葱的果树，适合三峡地区生长的柑橘林让移民们看到了一丝希望与安慰。于是种柑橘成为一项缓解移民生存危机的措施被广泛推广，但时不多久，真正的大规模移民开始时，市场经济的风暴突然把三峡移民的“柑橘致富梦”吹得一干二净：土生土长的柑橘哪能打得过洋货洋果？就连本国本省的水果也可以将屈原老先生千年传下的柑橘打得稀里哗啦，一分钱不值！

    移民们哭了。国家更在哽咽。

    办法还得重新想。

    于是，新的《长江三峡工程建设移民条例》中有了这样十分醒目的内容：“农村移民应当以发展大农业为基础，通过开发可利用的土地，改造中低产田地，建设稳产高产粮田和经济园林，发展林业、牧业、渔业、副业等渠道妥善安置；有条件的地方，应当积极发展乡镇企业，发展二三产业……”是啊，“有条件的”地方当然好办，问题是三峡库区真正有条件办二三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