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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与上海“攀亲恋爱”……
思想解放得早,加上龚兆源老领导的面子,便同意跟昆山签订300吨切片的业务。钱一平得知这事后,对吴克铨说:“300吨肯定不赚钱!老吴,这事不能这么干!你们不懂可以理解,他们这么干就是不够意思了!”钱一平很有些为上海同行的做法感到惭愧与愤忿,“我去找他们。”

    “300吨当然只能开伙罢了。”钱一平找到上海的一个厂长批评一通后,那厂长向他坦露了真情。

    “既然要帮人家就得让人家做得起来,有钱可赚。再加300吨备用设备行不行?”钱一平瞅准机会问那厂长。“你是领导,我敢不听吗?”厂长笑了,说。

    吴克铨大喜,瞅准机会给钱一平副主任“加热”戴高帽,于是最后一下弄到了1000吨。哈哈,1000吨就有饭吃了!吴克铨喜上眉头,随后又跟着龚兆源学起“地下工作”——这回他们是专门对付那些当时政策中某些保守僵化的条条框框。

    第一次攀亲的过程十分艰难而曲折,几乎是在半公开半地下的状态中进行的。这年12月31日,上海二纺机厂、上海石化总厂涤沦一厂和昆山工业局正式签订了一份叫做“关于协作建设纺丝机实验工厂的协议”。

    读者读着这个奇怪的协议名称难免会感到好笑,但当时这个上海与昆山之间的第一个协作协议则富有深意。一者不叫联营也不叫合办,而是叫协作;二是实验两字很讲究,既可退又可进;三是工厂最微妙,如果有人怪罪下来,双方就可以说这仅仅是一种实验性的工场,它不算正式厂子。

    “我们之所以这样写,是因为当时这样的联营办厂阻力还是相当大,尤其是分属两个不同省市之间的、大城市与乡下人之间的联营办厂,也好比是大国营企业与乡镇小厂之间的合作办厂,谁敢承担责任?没有。弄不好我们这些具体主张做这件事的人都可能因此吃大苦头。所以为了双方的政治安全与经济安全,搞了个这样的协议。”吴克铨说起这份协议,苦笑道,“那个时候办成一件事非常难。”

    凡事开头难,难就难在那个时候有些事你弄不明白该如何办。双方协议签订后,得有上级单位批准吧?昆山方面跑到苏州。苏州告诉他们:上海是省级城市,我批昆山县的企业可以,上海那一方我们哪有权批呢?跑南京,南京告诉他们:江苏还没有跨省的协作办厂先例,再说你们这个叫什么“工场”,工场算什么呀,我们省里没有批过啥工场一类的企业嘛!昆山回答说,工场就是工厂的意思。南京方面的嗓门更大了:你们跟上海合作办工厂这么大的事,事先也不报告。我们怎么好批你们呀!再说,我们即使批了你们,可你们是与上海合作办的厂,我们江苏怎么有权批与人家上海办的企业嘛!

    南京方面说得不是没有道理。于是吴克铨他们请上海方面找有关部门审批。上海有关部门一听就瞪圆了眼睛:好哇,你们上海人不为上海人办事,跑到江苏去办什么厂?怎么,想当汉奸咋的?再说,即使我批了你们,可我也不能给你们拿到北京部里的计划呀!乱弹琴。

    一大圈走过后,吴克铨和包括龚兆源、钱一平在内的昆山人好不懊丧。简单一句话:自由恋爱好不容易成了,竟然拿不到“结婚证”。没有“结婚证”就不可以同居过日子呀!不少昆山人开始退缩了,但在北京的国家计委大机关呆过的吴克铨说:上海、南京办不成的事,北京不一定也办不成。我上北京去!

    就这样,吴克铨带着县办公室的有关同志多次北上,到纺织工业部找熟人、找关系,从处长、到司长,再到部长,一层层地找……最后这桩“婚事”总算在两年后正式拿到“结婚证书”。

    “这个厂是由上海的宝山、金山和我们昆山‘三座山’共同建起来的,我戏称它为‘三山厂’。那时候,办联合企业真就像登山那么难,要把‘三座山’搬到一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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