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区的名称可以防止一些政治风险：既然叫小区，就是试验着干。干好了，方向对了，就把“小”字拿掉，往大的方向干。干错了，干出毛病了，上面怪罪下来，就把“小区”收拢便是。

    但即使如此，也有人说：“我们昆山工业小区不是国家批准的开发区，银行不给贷款你吴克铨咋办？”

    “那我们就自费搞开发区呗！”吴克铨似乎早已胸有成竹。其实吴克铨和昆山人在当时根本不知道“自费开发区”会给昆山以及他们个人在经济和政治方面带来哪些麻烦。简单地说：当时的昆山人根本不知道天高地厚！

    “当时昆山全县一年的财政收入不足一个亿，听说我们要搞开发区光基础设施就得几千万元，一些原来赞成搞开发区的人也站出来反对，有人甚至在公开的场合指名道姓地说吴克铨他是想把我们的昆山折腾穷光才开心，因为他反正不是昆山人。意思是我吴克铨成心不让昆山人过好日子。那时我想放开嗓门告诉大家说搞开发区就是为了让昆山人过上好日子，大家并不相信我。所以我只能顶着头皮往前冲，一直到几年后开发区像模像样了，县上的财政直线上升后大家才相信我的话是对的……”吴克铨在我采访时笑谈当年的蹉跎岁月。

    因为是违规的“自费”开发，所以本应是一场轰轰烈烈的大开发运动在昆山只能是偷偷进行。这么大的一块面积，想在那儿偷偷摸摸干惊天动地的事容易吗？太不容易了！昆山人当年办开发区就是这样干出来的。偷偷摸摸四个字里包含了多少辛苦与艰巨。

    吴克铨出任总指挥。指挥部设在昆山的母亲河娄江的边上。其实就是几间“人民公社”似的小平房。不过它的斜对面是昆山首批与上海“恋爱成亲”了的金星电视机分厂那雄伟高大而整齐的厂房。“将来我们这儿会有无数比金星厂更漂亮的厂房和办公大楼。”吴总指挥用这样的话鼓励参与开发区的劳动者和干部们。

    然而那些建设者们望着规划图上那密密麻麻的线条和一片片长着庄稼的农田，似乎除了憧憬吴克铨说的那份“未来”之外，所感受到的是创业的艰辛与一场场白手起家的苦战……

    办开发区，没钱是让人苦恼的事，但要送走祖祖辈辈住在这里的老百姓、让他们搬迁则是难上加难的事。今天我们常在新闻和媒体里看到搬迁的难事，那时昆山的“偷偷摸摸”搞起来的开发区，又是在没钱的情况下让百姓搬迁，可想而知，难度会有多么大。这恐怕只有吴克铨、宣炳龙这样的创业者才知道。

    “昆山老百姓今天过着天堂般的生活，可当年他们是付出代价的。他们是值得尊敬的人。”宣炳龙曾这样深情地对我说。

    拆房、搬宅基地、挖祖坟，这些都是老百姓最不愿意的事，他们宁可穷得连裤子都穿不起，但也不愿被人赶着搬家、掘祖坟。“开发区？在庄稼地里建大工厂？没听说过！想哄小囡啊，没门！”别看昆山人离上海那么近，有些农民不仅自己这辈子没到过上海，就是上三代人也没一个人去过十里洋场的外滩。他们才不相信吴克铨、宣炳龙等人说的那些“天边的事”，一句话：“谁要拆房子，我们就跟谁拼命！”

    农民毕竟是农民，你把工作做到了家，他还是挺老实、挺听话的，尤其是吴克铨他们把未来的昆山描绘成上海一样的“花花世界”，再加上发动一些党员一带头，最后大伙儿还是没怎么出特别的难题。

    那个时候拆迁搬家也没有多少补偿，老百姓基本上靠“听党话”的觉悟。但轮到一些单位拆迁就难多了。

    有条朝阳路拓宽改造工程，牵涉到18个单位的搬迁，光拆除房屋面积就达6890多平方米，而且绝大多数是无偿拆除，加上这路通着苏沪交通要道，每天七八千辆车子来来去去，施工的时候恰逢雨季，拆房拓路，吴克铨与副县长石泉忠等人天天像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