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供了一个从未有过的想象空间。在对新生活的渴盼中，农民们积极性空前高涨，纷纷引种经济作物。

    地还是那些地，人还是那些人，变换一下机制，土地就能生钱、长钱、钱上滚钱。

    这一切现在看似简单，但一下子打破沿袭多年的以粮为纲的农业格局，这在当时的中国，不得不说是一个思想大突破。

    笔者在翻阅当年的一些背景资料时，也陷入沉思，东莞最初的农业商品化改革确实在全国先行了一步。先说1979年，中央出台的《中共中央关于加快农业发展若干问题的决定》，给东莞农村自发先行继而政府引导的农业经济商品化的改革，提供了政策保障。然而此后不久，中国迅速进入一个调整阶段。直到1984年10月，中共十二届三中全会通过《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使中国改革总体思路进行了重大突破性的发展，终于在前几年“收”与“放”的徘徊中选择了后者。

    笔者惊叹的，也正是于光远感到欣慰的：从1981年到1984年之间，在中国改革大方向不甚明朗的状态下，其他地方无所适从，大多采取“开而不放，改而不革”的观望态度，东莞却没有停止改革探索的步伐，率先走在改革前端，大胆在农村改革上进行了尝试。

    发生在东莞农村土地上的这场改革不仅使东莞的百姓收获了实惠，也造就了一个又一个的创富神话。一个又一个万元户在东莞这片土地上诞生了，新时代的朝阳已经升起……

    霍福华就是东莞大地上农业商品化改革的受益者之一。

    霍福华今年44岁，沙田镇穗丰年村人，上有两位哥哥。他这个老三排行很不沾光，大哥读完初中，二哥读完高中，轮到老三读书时，家里已是越发贫穷，刚念初中就被奶奶做主辍了学，才十二三岁便早早体验面朝黄土背朝天的生活。那时候的小福华啥都不懂，天生一副东莞人任劳任怨的优良美德，每天埋头干活，能吃大苦肯出大力。

    霍福华记忆中的沙田贫穷无比。这块土地一百多年前还荒无人烟，当年珠江两岸一些水上人家靠着一条破船，沿江漂流，漂到了沙田，渐渐地，沙田便汇集了四面八方的穷人。这些穷人在这里住下后，也将贫穷的种子种进了这块土地，多少年来，贫穷就像生了根似的越来越深地扎在沙田。即使到了上世纪80年代，沙田人别说去北京，能去趟莞城都已了不起。霍福华第一次去东莞时都已经22岁了，来回用了整整一天时间，那时沙田去东莞还没有路，得坐船。

    霍福华向笔者回忆说：“后来我出来在一家国有企业找了一份打捞员的活儿，一个月能有三四十元。记得有一次从香港那边过来一条船，在交界处卡住了，天气特别冷，在海里一呆就是半个小时……”

    生活的严酷也铸炼了这个东莞人的吃苦和坚忍。3年后，东莞的农业商品化的改革大潮将霍福华从“苦水”中拯救出来。“当时我承包了几十亩地，学着种莲藕。最初承包几十亩，后来越来越多，最多达一千多亩。第一年赚了几千块，我这辈子从来没见过这么多钱。后来扩大生产，第二年赚了一两万，一下子成了万元户了。那时候万元户可不得了了，以前做梦也都不敢想的事。做莲藕挣上钱之后，我就拿着这笔钱去做生意，开始老失败，但我总是不甘心，不肯轻易放弃，所以就咬着牙继续往前走，继续努力，终于有所回报，再后来就慢慢做大起来。”

    东莞很多企业家成功后，往往热衷于回报社会，霍福华亦然。1989年至今，霍福华先后在教育上捐款近千万元，刚刚又投建了两所小学。他还为沙田镇引进20多家外商企业，投资8亿港元，为沙田的经济建设立下大功。

    回想起自己的人生，霍福华似有隔世之感，他感慨地说：“我后来跑过很多国家，再回过头来看家乡，觉得东莞是最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