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当年，毛泽东曾提出“以农村包围城市，最后夺取全国胜利”的设想，在农民的推动下，这一宏伟设想终于得以实现。但在新中国成立后的那么多年里，中国却始终采取着向城市倾斜的政策，“工农业的剪刀差”使得城乡之间的差距越拉越大。然而，中国伟大的改革开放这一重要转折，给了东莞改变自己贫穷落后命运的历史性机遇。怎样彻底改变东莞农业县的命运，改变东莞农民的命运，东莞原来是从解决穷人问题、农村问题和恶性循环问题着手，一步一步地试着把人口包袱变为财富。也可以说，东莞的工业化构想也是“以农村包围城市”开始的，进而夺取全面城市化的胜利。

    在这个关键时刻，“农村工业化”的决策是多么具有前瞻性！没有站在历史高度的人是不会有这等视野和决策能力的。

    改革开放20多年来，中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巨变，1978年中国的国民生产总值为5800多亿元，发展到2002年时已突破100000亿元，这样的巨大变化令人惊叹。然而，中国的城市化进程却速度缓慢，严重影响了中国的现代化步伐。更为突出的是，中国的城市化模式却不尽如人意，很多专家呼吁：中国以这种大量流动人口的存在来替代城市化的发展模式已经走到尽头，中国必须以一种历史性的眼光来重新审视农民工问题。

    实际上，这一切可以归咎于一个根源性问题：农村剩余劳动力向何处去，即如何通过经济增长创造更多的就业机会吸纳农村剩余劳动力。关键一点，农民留在本土就业，还是拥入城市。我们发现，改革开放以来，许多地方选择的大多是后一种途径，农村剩余劳动力纷纷外流，这便形成了中国特色的农民工现象。这种畸形的转移方式所产生的诸多矛盾已日渐明显，已然成为影响社会稳定和社会发展的问题。

    透过沉重的现实背景，让我们把目光再回转到20多年前的东莞，当我们重新审视东莞当年提出的“农村工业化、城乡一体化”的发展思路时，便再一次感觉到了这10个字那沉甸甸的分量——东莞当初转移剩余劳动力的方式，在土地上就业，在家门口就业，这是一项多么具有历史眼光的决策呀！难道东莞人有先见之明，提前预测到了中国现代化进程中将产生的难以化解的一系列问题，便提前做出令人惊喜的尝试？

    笔者心存疑惑。

    20多年之后的2008年初，李近维解答了笔者的疑问：“东莞在落实联产承包责任制、调整种植业结构之后，农业中富余的劳动力一下就凸现出来了。当时我们在想，让这批农村剩余劳力去大城市就业，不用说大城市本身就业的压力也很大，即使能够安排，我们也要把这些青壮年留在家乡，因为财富是人创造的。如果农村只剩下‘6138部队’（儿童和妇女），连我们的农村干部也留不住，那农村的发展不是更落后吗？所以，我觉得与其让他们到大城市就业，不如就地创造就业机会，离土不离乡，把家乡建设为城市。”

    可不！只需细细琢磨，人们不难发现：正因为把工厂建在农村，才使得东莞的工业化路径富有特色。中国的很多地方其工业化模式大致相同，都是将工厂建在城里或城郊，即使建立在农村，但跟当地的农村经济也并无太多关联。东莞与众不同之处，就在于他们在实行农村工业化过程中，一开始就是让农民们“洗脚上田”，从而让农村经济插上了真正的腾飞翅膀，这也给东莞后来的全面城市化奠定了根基。

    说到城市化，中国人印象中的城市化大多是在城市里建设城市，至多也就是将城市向外扩张，但农村永远还是农村，城乡之间永远隔着一条难以逾越的鸿沟。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发展最快的是城市，受益最多的是城市，农村的田野因为没有工业的滋润，难以生出富裕之花，这也许便是最早包产到户的小岗人至今尚未摆脱贫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