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玉龙1978年逃港未遂后，又逃过两次，最后一次终于如愿以偿，于1980年10月4日成功逃到了香港。但后来在香港的命运并未如他所梦想的那样，工作不好找，断断续续干过一些建筑工的苦力活。倒是长安这边的弟弟先是搞运输，后来开公司做生意，很快发了财，10年前就在长安盖了幢四层小楼。李玉龙在1999年便从香港回来投奔弟弟，给弟弟打工，目前帮着照管弟弟在长安南城边上开设的一家洗浴中心……

    听着李玉龙这充满传奇色彩的人生故事，笔者在想，有一点，李玉龙可能一生也不会意识到，那天在太平公社惟一的窄道上，他和张子弥擦肩而过的那一刻，是充满了怎样的戏剧性——在中国改革开放这道无形的国门中，一个正往门里迈，一个正往门外挤。

    其实，这个场景又何止发生在李玉龙和张子弥身上。

    门外的人往里走，门里的人往外拥，这种颇有戏剧色彩的情景竟成了东莞这扇门刚刚打开时的真实写照。

    在香港人纷纷进来办厂的同时，东莞进入了又一轮的逃港高峰。《东莞志》的大事记中有这样的记载：“1979年上半年，全县又出现逃港高潮……”

    好日子即将开始，在中国经济最活跃、管理最开明的地方，为什么会发生疯狂大逃港？假如说是因为贫穷，但这种贫穷并非一日之寒，为何在1962年第一次大逃港的17年后再次出现一个逃港高潮呢？那是如何一个让人困惑和忧愁的谜呀！

    原东莞市文联副主席邓慕尧，在本地是个颇有名望的文化人，他帮笔者解开了这个谜：1978年，中国打开国门后，那些去香港多年没回来的人可以回来了。他们这次回来探亲，一下子把大家的心给搞乱了，尤其是第一次大逃港出去的那批人去香港十多年，很多都挣了钱。他们回来后大包小包的，有的带回了电视机，有的买部货车送给村里。大家看到这些事后，突然发现香港实在是太令人向往了。

    水往低处流，人往外域游。疯狂的大逃港就在这样一个特定的历史背景和特定的心理状态下形成了。眼前一幕幕情景就像一本本活生生的教材灌输给他们一种全新的认识——香港即天堂。东莞人性格一向务实，敢于冲锋，此刻他们不再相信理论上的说教，在他们认为，实践就是检验真理的惟一标准。

    榜样的力量像巨大的波涛强烈地冲撞着人们的内心，使他们从心底深处突然涌起一种对美好生活的梦想和渴盼。于是，从心底深处涌起的波涛很快便酿成一股势不可挡的潮流，酿出一场比第一次逃港更执著更义无反顾的疯狂大逃港。

    这一次，干部们千方百计的围堵、苦口婆心的劝阻说服完全失效。眼前摆着一个个鲜活的教材，谁还会相信干部们空洞的语言？

    没人相信。理论太苍白了！

    他们带着改变命运的梦想开始了重寻人生价值的航程，尽管他们没人知道，在到达黄金彼岸前夕，是否会被暴风、骤雨、旋涡所吞噬。他们无所谓这些，只要能逃走就行。逮住之后遣返回来，再逃，周而复始，只要有一口气，他们就要逃往天空上方红光光的东南角。

    大逃港一发而不可收。这次出逃的大多是年轻人，仅长安公社在1979年前后就一下子跑了4600多青壮年，占全镇总劳力的一半，丢荒土地5000多亩。

    1979年5月初，一则谣言将大逃港推向疯狂。谣言说，在伊丽莎白女王登基当天，香港实行大赦——凡滞港人士可于三天内向政府申报香港永久居民，于是闻讯后的人们匆匆赶往深圳。仅1979年5月6日这一天，来自东莞、惠阳、宝安80多个乡镇的7万群众，像数十条凶猛的洪流，黑压压地扑向深圳，两个海防前哨不到半个小时就被人山人海吞噬了……

    不能不说是一种命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