醉……

    “南繁”和三亚的传奇与相互间的命运，就像吴明珠教授与农民陈川武之间那么传奇、那么密切，几十年来一直吟唱着令人感动和称道的丰收与甜美之歌。

    不知读者是否听说过有位叫赵国忠的中年农学家，我知道他也是三亚的“南繁”杰出人士，他育出的种子已经达到44.5亿元效益。这位叫赵国忠的农学家，依靠一粒种子，改变了自己个人的世界，也改变了我们生活着的这个世界。

    1950年出生的赵国忠，1971年被推荐到当时的石家庄地区农业学校深造。毕业后，赵国忠被分配到石家庄地区农科所。从此，他与棉花结下了不解之缘。

    1977年，他在40亩试验田里栽种下16万株棉花，成功选出了代号为“1724”的棉花品种。然而，选出了优系并不等于就有了优种，还需要对它进行测试、定型等大量繁琐细致的工作。而河北每年只能种一季棉花，加快育种的唯一选择就是进行加代繁育。他把目光瞄向了远在2370公里外的海南岛三亚市。

    三亚这片热土，从此使这位农学家的才干得以在祖国的天涯海角升华和绽放出奇异光芒。

    1977年10月，赵国忠和同事一起千里迢迢来到三亚南滨农场，对中选优系进行加代繁育。之后，他们每年9月收了棉花就马不停蹄到三亚再种一季，次年4月再把种子带回来播种，一年收两季棉花，两年干四年的活，环环紧扣，分秒必争！

    育种的生活是艰苦的。他们像袁隆平、吴明珠等老一代“南繁人”一样，一切都靠自力更生。他们租住在当地的一间农民的茅草屋里，由于居住地离试验田较远，中午就在田里啃凉馒头就咸菜。

    有人说过：科学家中，农业科学家或许是最“土”的一行、最苦的一行。在三亚，一根扁担陪伴了赵国忠整整10年。他说，担肥，担棉，挑种，甚至自己的个人生活，全靠这扁担。在交通甚不发达的那会儿，想要把棉种从三亚运回石家庄，也不是件容易的事。路上要翻越五指山，横渡琼州海峡；要经公路、水路和铁路，要坐汽车、火车和渡轮。到石家庄最快也得一周时间。遇到种子数量少的时候，赵国忠就自己担，数量多时就雇车运。他永远也忘不了1983年4月那次生死攸关的经历。那年，他运送108包棉籽回石家庄，带着棉种坐在车厢里，当时，翻越五指山的路崎岖不平，坡陡路窄，还要经过八个陡坡加急转弯。一边是陡峭的山崖，一边是深不见底的山谷，他与棉种一起在车厢里晃来晃去，拿着一个棍子用力顶着棉包，不让其压住自己，有好几次急转弯时险些被甩到车外。棉种每包有30公斤，到湛江火车站，赵国忠先把棉种卸下来一包一包地过磅，再一包一包地搬到火车站的站台上。等搬完最后一包，他一下子瘫倒在站台上，眼前的整个世界都在转动，直到这时，他已经20多个小时没吃饭了。还有一次，他在广州中转等车时在广场睡着了，一个警察看到他衣服又脏又破，人又黑又瘦，以为是一个“盲流”，要把他带到派出所询问，他拿出工作证和人大代表证，那警察张着嘴惊讶了好一会儿，然后庄重地向他敬了个礼，并连声向他道歉。

    其实，像赵国忠这样的经历，老“南繁人”都有过。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的“南繁人”，他们来到三亚时，甚至自己带油盐等日用品，住的、吃的条件，都极其艰苦。许多北方人，过不惯炎热的热带天气，不是生病就是肠胃受不了。然而没有一个人因此告别三亚，相反，他们来一次三亚后，就永远地把自己的命运和事业扎根在此。

    赵国忠从1977年第一次踏上三亚土地之后，就再也没有告别过这块热土。整整30年了，赵国忠几乎所有的春节都是在三亚的试验田里度过的。

    每到大年三十晚上，当他拖着疲惫的身躯躺在床上，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