宝同志，你们大队的稻子长势比别人家的好，你能报报多少亩产？”

    “那——人家报了多少？”吴仁宝问。

    “最少的也有一万斤了。”

    “一万？”吴仁宝两眼发直，心里打算了半天怎么也高不上去。最后他狠狠心，鼓足气报了3700斤。

    “保守，太保守了！仁宝同志你应该认识到，产量报的高低是个政治问题，也是党性问题，你要好好考虑考虑。”吴仁宝打小在田野里打滚，他清楚每一块田里到底能打多少粮出来。面对无数双咄咄逼人的眼睛，这回他不想再说违心话了：“这样吧，等收割时，公社派人到我们大队监收，如果地里能多收一斤稻谷，我们全大队宁愿挨饿也要倒贴十斤指标卖给国家；可如果亩产每少收一斤，你们也得给我们如数补上啊！”

    这个吴仁宝！他的话一出，从此再没人朝他要亩产数字了。

    “那时我不满人家报万斤粮的，其实我报3700斤也说了假……从那以后，我再不相信玩虚的了。玩虚的假的，沾光的可能是一些当官的，但吃亏的肯定是老百姓。我是从田埂上走出来的共产党员，一辈子脱不了双腿上的泥土，所以我于心不忍做假……”半个世纪后的今天，吴仁宝如此深情、执著地对我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