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不一样。

    再细看这群鸟儿，它们时而急速地扇动着翅膀，轮流定格在老人遗像上空鸣叫，时而俯身掠过老人的遗照，轻轻用翅膀抚摸着照片，又在空中盘旋呜啼……在场的人无不落泪，人们感慨万千鸟儿有灵性，好人得好报啊！

    这个故事令梁言顺感动，他特意到老人常去喂海鸥的地方凭吊。

    站在斯人已去的地方，梁言顺想到了污垢的滇池，也想到了断流的黄河和泛滥成灾的长江……他的心在阵痛。

    “我要数据。必须是准确无误的。”“对，最好是实例，一丝不差的实例。”

    “不行，简单的数据不能说明问题，你们最好给我提供年度统计表。”

    “对，对，我要的就是经过精确计算后的资料。政府正式公布的当然好嘛！”

    “……”

    梁言顺开始了繁杂而庞大的收集与统计相关资料的工作。在那些日子里，同事们看到办公室里的梁言顺，只要一停手头的工作，就抓起电话，四方联系。有时为了一个数据，他要打几十遍电话才能得到。

    打电话毕竟简单些，而上门索取资料、核实数据可就困难多了。梁言顺虽然有在中央党校工作这块“金牌子”，但毕竟向人索要资料，或者核对数据，是件繁琐的活儿。有几次梁言顺抽出中午时间赶到一个部委，说好的是几点几分上那儿等人，可一到那儿，根本找不着人。满头大汗的他只好呆在传达室一小时一小时地等啊等。有一回他等了近三小时，刚要折身回走，有人突然拉住他的胳膊，大呼小惊地说：“哎呀梁博士，实在对不住，一喝酒把你这事给忘了！快快上楼吧，资料在我办公室呢！”求人的事，能怎么着？最后还得向人家好言道谢。

    以1995年《中国统计年鉴》为例，在其所列的19类546个指标中，负向指标不足10个，而反映经济损失和代价指标的仅有3个。

    这是传统的思维模式和对经济学认识上的缺陷造成的。梁言顺以一个学者的身份，想为国家和民族弥补这种缺陷。

    当他把吃尽千辛万苦收集来的资料和数据进行综合评估和论述时，那种艰辛与焦虑更是常人难以想象的。

    一个新理论的诞生过程，就像一次火山爆发、一次冰川活动、一次岩层形成。裂变和挣扎，毁灭后再获新生，否定之后又否定，几经轮回，无数颠覆，最后才能定型立质，抛光亮颜。

    真正的理论不是空洞无物之文，它是实实在在的。只有在铁铸的事实面前，新的理论才会被普遍地接受和认识。

    梁言顺的低代价增长论，最先获得的资料和第一手“铁证”来自那个非常配合的环境保护部门。数据统计分析是个“系统工程”，仅环境污染和自然资源浪费所形成的代价，就需要从废水排污、大气污染、固体废物排放、噪声污染、环境污染以及森林破坏、草地破坏、人为造成的自然灾害、物种丧失、土地沙化与减少、水资源的浪费、矿产资源的浪费和不良品损失等等方面来计量，一个项目都不能拉，一个指标都不能漏，尤其对那些介于是与非、非与是之间的中性指标更要精心剥离。

    其中的艰难与困苦可想而知。走进他的书斋，我看到的各种电话记录、学习笔记和收集来的资料，可以毫不夸张地用“山”来形容———而且是连绵叠起的崇山！

    就说“废水排放造成的直接经济损失”一个单支吧。仅这里面就包括了四大组成部分，分别是水污染危及人体健康而造成的经济损失、水污染造成的工业经济损失、水污染造成的农作物损失、水污染对畜牧业和渔业造成的损失。再看看数据，一个是24.1亿元；一个是192.8亿元；一个是137亿元；一个是13.8亿元这仅仅是1992年一年废水排放造成的直接经济损失中的水污染危及人体健康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