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身在书香门第，父亲就学于名校“苏中”，是袁伟民同班同学，后留苏。回国时恰逢中苏两国关系恶化，从此失去专业，落脚昆山，创办了当地闻名的“文武中学”。徐钊的母亲是当地一名18岁就成为中共党员的优秀女干部。奇特的历史政治条件下，徐钊的父亲一生信仰共产主义却无法加入中国共产党，老人一生写过无数入党申请书，退休后某一日见报端报道一位八十岁的老人入了党，于是徐父发誓说：只要不死，我还要写入党申请书！在除父亲不是中共党员的“党员之家”里，徐钊为自己父亲的那份忠贞不渝的信仰而感动，并从中获得巨大的精神支持。徐钊有过这样的话：“在我家，我母亲，我太太以及我的大姐二姐都是中共党员，党外人士的父亲其实最像一名共产党员。真的，他的那份党性，使我们这些身为党员的人更加坚定了对党的信仰和做一名党员的责任。”

    徐钊之所以能够今天成器成才，他完成得最好的人生第一课就是如何做人，做一个为国家和民族先忧而后乐的人。苏州历代英豪辈出，流芳百世的原因，就是他们都有一颗“先忧后乐”之爱国爱民爱家爱人的心。徐钊也在其列。

    大学时徐钊学的是政治学专业。对中学时拿过全国奥林匹克数学竞赛名次的他为什么报考了政治专业，徐钊今天仍然这样回答：“小时候我在昆山念书，那时有个县委书记叫姜德仁，在当地威信很高，百姓有困难他就去帮助。于是我想如果长大后当一个大官，这样不就可以更好地造福一方？所以我报了政治学专业……”

    可后来为什么又做起了经济？我问。

    “时代催发的。是赶上了这个经济为中心的时代。”徐钊说。

    大学毕业后，徐钊可选择的机会很多，但因为他的优秀而首先被苏州市平江区委组织部选中了。这是1990年下半年的事。徐钊到社会上第一个人生经历是组织部让他挂职到区属的一个国营旅游帽厂当挂职副厂长。偏巧，正厂长查出身体患病需住院治疗，徐钊就直接担任正职。九十年代的苏州，那会儿改革开放的程度还处在初级阶段。计划经济下的国有企业正处在最低潮时，小小旅游帽厂一百七八十个人，亏损却也在人均万元之间。25岁的大学毕业生徐钊挑起的第一副担子不算轻。

    “工厂不赚钱，要我们干什么？搞企业的不能养活自己，还算啥企业？一句话：要想活路，要想活出个人样来，就得好好干！干出名堂来！”才子徐钊的“就职演说”实实在在，没有一点书生意气，让工人们感到“这个小年轻蛮有能力”。可不是，徐钊拿出在大学里当学生会主席的本事，一件件、一桩桩地理清旅游帽厂的生意业务。他发现，厂里亏损，主要是大家吃惯了公有制的大锅饭，接活不卖力。旅游帽厂是外贸系统的企业，没有活儿干，自然企业只有死路一条。徐钊上任后就把目光放在接单子上。人缘好、社交能力强是他的优势，因而他一发力，订单就哗哗地到了手中。

    哇，一万顶帽子嗨！

    我们小厂只是3000只制帽能力的小厂，这么多活儿怕会耽误事吧！

    工人们边议论边看着年轻厂长。

    “我们自己干不了，可以让周边的乡镇企业帮着干嘛！”徐钊似乎早有准备。

    “那可不行！你给了人家做，早晚有一天人家厂家和客商一串连，会把我们给甩掉的。”有人提出异议。

    徐钊笑：“这么大的订单，是笔赚钱的生意，我们自己又没有这能力，丢了可惜。所以只能选择‘分包’给人家帮着做。再说，如果以后真是你们所说的，那也算我们做了一件好事嘛！”

    厂子的人觉得年轻厂长想的“活络”，说的有情有理，于是都支持他的做法。

    这一年下来，旅游帽厂减亏了60万元。真是个不小的收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