列前茅，但在徐钊大学毕业后涉足时的上世纪九十年代初，这儿的外贸尚处于起步阶段。计划经济时代，全国外贸只有五大门户：上海、天津、青岛、厦门和广州五市，像苏州这样的内港城市只有代理收购的资格，根本没有实质意义的独立外贸。1987年苏州才有了独立报关资格，只有一些香港、台湾客商。外贸没外商，外贸人不会说外语，这是当时的中国内地外贸行业的基本景况。

    徐钊就是在这个时刻进入外贸的。一个从小热衷当“政治家”的青年学者，是什么力量改变了他的人生坐标风向？

    “在跟意大利佛朗哥做生意时我就发现一个问题：一件真丝电力纺衬衫，上海外贸单位接活时人家外商给他们的价是七、八美金，相当于六十多元人民币。而上海外贸转手到我们这儿只给二十来块钱，我们还得千感谢万感谢上海人！苏州与上海仅一个小时路程，可只因为一个懂行一个不懂行而有了天壤之别的收益。都说苏州出状元，哪有在从事经济工作中差到这个水平的状元？不行，我得给苏州秀才们争回这份面子！再说，苏州当时的经济已蒸蒸日上，外贸水平却如此低档，我有颗不甘落后的雄心。”今日已成大业的徐钊回忆起当时的情景如是说。

    “当时我初入外贸，特别羡慕上海外贸的业务经理刘明明，他能讲一口流利的英语，跟外商谈生意无任何障碍。为此我狠下决心攻外语，来了个‘恶补’……”徐钊用“恶补”这词来形容他为弥补外语口语上的劣势而下决心迎头赶上的疯劲——只要是英语的好磁带、好录音，他就买来听；碰上一个外国游客，他就上前搭讪……“恶补”的结果是出现奇效，徐钊往日羡慕的“英语通”，现在回过头看着徐钊与外商如同从小在一起打滚的伙计那样交流甚至都要流露几分嫉妒。

    徐钊现在要做的是找一家能够可以施展自己抱负的外贸单位。

    一个具有讽刺意义年代下留下的具有讽刺意义的现实：搞外贸的见不着外商、做外贸的不会说外语，而外贸单位却是没有路子进不得的香饽饽部门。当作了一番雄心勃勃准备的徐钊第一次走进市轻工业品进出口公司的大门时，被告知“专业不对口”而被拒之门外。

    自小不曾被任何门槛拒绝过的徐钊第一次尝到了啥叫“苦头”和“不识相”。

    “你就一定能干好外贸？说来我听听——”

    “我是党员，大学一年级时入的；我有搞过外贸的经历，市旅游帽厂一年之内扭亏为盈的事实能证明；更重要的一点是我认为目前中国的外贸之所以做得不大，主要原因在于我们的外贸人素质本身还存在……”

    苏州市五矿进出口公司的老总沙金星人称外贸战线的“金星眼”，看着眼前这位一脸书生相的年轻人滔滔不绝又能切准要害的一番宏论，喜上眉梢地一拍大腿：“行，小伙子，明天就到我这儿上班怎么样？”

    “明天？”这回轮到徐钊发愣了。

    “对，明天！”

    徐钊就这么简单顺利地正式跨进了外贸大门——那时的外贸单位清一色的“国有”体制，不少单位虽挂着公司名号，干的活儿却跟机关没什么区别。上班一张报纸、一壶茶，有没有订单根本用不着操心瞪眼珠儿，反正活儿来了悠着干，没活儿聊天侃大山谁也不管谁。

    徐钊到五矿进出口公司上班，被分在公司五部。

    “就这样？”徐钊一连几天发现部门办公室里的那只水壶空了除了他外再没一人主动去隔壁灌一灌。“来来，泡上泡上……”徐钊提着水壶，日复一日地给那些看报、聊天的同事们倒茶泡水，一直坚持了两个多月。

    “谢谢老徐！”“老徐辛苦！”本来年龄最小的徐钊只因他主动为大家泡水而被得宠的同事们尊称为“老徐”了。

    哈哈。哈哈哈……徐钊笑。同室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