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任沙洲县委书记。“我记得那是1979年，在县里召开的学‘两桥’（指欧桥和塘桥）争富裕的‘三干会’上，高书记高着嗓门，他从头到尾讲的是解放思想、大胆冒尖的话题，直把与会干部鼓动得个个心花怒放。而原先好多干部思想僵化，不敢越雷池半步。有一回，港口乡里开大会，我请人在主席台两旁写了两条大红竖联：‘聚精会神想富，理直气壮抓钱’。那些村干部一踏进会场，就懵了，有人惊叫起来：‘哎哟，谁写错了！’高书记作报告，时常挥动手臂，气势磅礴，震撼人心。尤其是他那富有思辨性、形象性和强有力的鼓动性语言，诸如‘政策一落实，小布衫全出湿’、‘穷不会生根，富不是天生’、‘小鸡吃米，粒粒下肚’、‘社队工业不姓资，治穷致富才姓社’、‘时候已到，只欠东风’等等，至今仍萦绕在我们耳际，激励我们去开拓新业。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沙洲人的思想开化，就是从这个时候开始的，其后沙洲出落得如此秀美，思想解放是第一篇。”

    “解放思想，使人们在贫乏的心田上播下了希望的种子，在荒芜的沙滩上看到了绿意。在实行家庭联产承包制后，调整农村产业结构，请进姓‘工’的财神爷，大批青壮劳力走出田埂，登上了发展乡镇企业的历史舞台，主演了一幕幕既悲壮又激昂的活剧。乡镇企业异军突起，使沙洲农村经济发生了深刻而伟大的历史性巨变，沙洲农民的生活开始富裕、美满、幸福起来。沙洲人有点神气活现了。”一位“老沙洲人”用笔这样记录了当年高德正书记在沙洲轰轰烈烈搞乡镇企业的情形。据我所知，在其后的几年里，昔日被人瞧不起的沙洲全县就有20个乡镇工业产值实现翻番，并冒出了塘桥、乐余、南沙、妙桥等多个‘亿元乡’。欧桥、闸上、包基、巨桥、花园等‘千万元村’，一颗颗新星冉冉升起。沙洲因此一时威震四海，成为苏州地区的富足县。

    30年过后，当我见到高德正老书记，向他询问这段激情燃烧的岁月时，老人笑了，深情地说：“我难忘那几年的乡镇企业发展历史。所谓的‘苏南模式’和‘半壁江山’就是这么出来的……”

    这段历史，我这个苏州人也清晰地记得，那时正值我在故乡读书的中学时代。我的姐姐和那些没有上高中的同学们，多数进了社队企业，成为第一代拿工分的工人。

    对于那一段历史，我记忆很深的另一个原因是我父亲带头办了两个队办企业，一是绣花厂，二是眼镜厂。与沙洲相比，我的出生地常熟在办社队企业方面更有优势。常熟的花边在过去就有名，即使在“文革”时，农村的妇女也没有停止过这种赚钱的手工工艺。据说我们那儿在“文革”时还能够留那么一个“资本主义尾巴”，是因为周恩来总理确定的“外交需要”——出口所用。但绣花边不是社队企业行为，它是有供销部门代国家的外贸部门分包给广大农村妇女的。

    我父亲办的绣花厂其性质则是真正的社队小企业，它是承接苏州某绣花品厂的业务，直接由生产大队办的小厂。我知道的这个厂当时大约有三四十个年轻绣娘，她们大多数是各生产小队按名额分配被选进去的，基本上属于本生产大队的那些手巧貌美的女子。那些能进绣花厂的青年妇女当时特别荣耀，因为她们可以不用整天背对太阳面朝黄土了，令没能进厂的青年妇女对她们极其羡慕。另一个重要原因是她们的收入比种田的要多，而且可以拿到部分现金，这在当时的农村算得上是一群脚不离土地、但却不用晒太阳的“白领阶层”了。

    我父亲还是另一个眼镜厂的厂长，工人以男性青年为主，因为办厂，我父亲成了当时的“红人”，十里八乡的人都知道他的大名。最主要的是，这两个厂子的收入很丰厚，父亲所在的“先锋大队”真正成了常熟乃至苏州一带的经济发展比较好的先锋大队。父亲说的“吴仁宝都来取过经”讲的就是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