批得很厉害，甚至判刑的有好几个，从此我再没有干了。”父亲说。

    我知道父亲后来再没有干眼镜厂厂长和绣花厂厂长了。

    当时到底发生了什么，我并不清楚。在写这部书的时候，我翻阅了当时的一些中央文件和政府出台的有关规定，不由得吓了一跳，原来那些文件上赫然写着“整顿”、“治理”和“严打经济犯罪活动”，并且条文非常明确地规定对那些“请客送礼”现象要严厉打击，“严重的要以罪论处”。乡镇企业在进行合作和经营活动中的“请客送礼”，在当时被认为是“罪恶的源头”，因为有人认为乡镇企业的发展就是凭着“请客送礼”的“不正之风”发展起来的。这就必然成为了整顿的重点。

    父亲的第二次下台是因为有这样一次“整顿”、“打击”的背景。

    “我算啥？我几个好朋友还被关了好多年呢！他们才更冤枉。”父亲说。

    前年在张家港采访几位从乡镇企业家成长起来的典型人物时，我突然想起父亲身上的那条伤痕，便问起他们是否经历过这样的事。现今名声显赫的长江集团公司的董事长、时任长江村党支部书记的郁全和直喘粗气地对我说：“你父亲受的罪可能还是轻的。我当年天天被‘治理整顿工作组’叫去‘交代问题’，不仅弄得我精神失常，连家属跟着一起活受罪。”

    “朱永生最惨。”郁全和说的朱永生是当时沙洲县另一个把乡镇企业搞得特别好的大队支部书记。朱永生搞社队企业有一套，他自己也成为全省模范书记，还当上了第五届省人大常委会委员——这在当时是独一无二的。但“打击经济领域犯罪活动”开始后，有人七拼八凑，硬说朱永生在办厂时有贪污行为。起初说他贪污了10000元，后来又觉得离谱，说是7800元。朱永生因为这所谓的7800元“贪污”，被判七年徒刑。

    七年呵！一个曾经带领百姓创造辉煌业绩的乡镇企业领头人，落得如此下场，引来多少人的同情和不平。出狱后的朱永生立即投入了申诉，是后来的张家港好领导秦振华书记几经苦心努力，才给朱永生平反申冤了。后来查实，朱永生的所谓贪污7800元，纯属强加的不实之词。因为这些钱都是企业在与合作单位往来和经营过程中必须开支的正常经济活动。只有最后的200元不明来龙去脉。“就是2块钱你们也要还老朱清白！”秦振华指示说。冤情终于查清，这200元是朱永生交给一个部队的汽油费，因为当时没有开发票，结果成了朱永生的“贪污”罪行之一。

    “在发展乡镇企业经济中，我们的干部绝大多数是好的。他们除了辛苦，就是奉献。不能让他们白白含冤受屈！”在严峻时刻，苏州市委、市政府的领导公开站出来这样高声说道，并且坚决采取实事求是的态度，给广大社队领导和在乡镇企业工作的干部们撑腰，这才使一场“山雨欲来风满楼”的风波得以平息。

    （元代释惟则《晓行吴淞江》）

    至此，美丽如画的江南大地春光重现，全地区的乡镇企业经济再度出现飞速发展、万马奔腾的景象。

    然而，人类历史自有经济活动那天起，谁也无法保证任何一种经济形式永远是生机勃勃的，乡镇企业和乡镇企业经济的发展同样不例外。自从70年代中后叶开始成长和成熟起来的苏州乡镇企业及其乡镇企业经济经过十余年的飞速发展之后，至80年代中期，在外部环境和内部问题的多重挤压下开始暴露出一些问题。比如规模已比较大，但企业的产品和档次则比较低，没有多少先进的技术设备，产品的销路除了与国营大企业争市场外，市场空间越来越小，企业的产销率较低。尤其是想获得更大发展和更高层次的技术改造时资金筹集基本无门……苏州乡镇企业和乡镇企业经济出现了第一个困难期。

    与此同时，苏州本市的那些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