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新锦江大酒店的41层旋转餐厅上跟朱镕基说的话，很快就传到了苏州人的耳里。不几日，邓小平的另一段更重要的话也迅速传到了苏州人那里——

    “那一年确定四个经济特区，主要是从地理条件考虑的。深圳毗邻香港，珠海靠近澳门，汕头是因为东南亚国家潮州人多，厦门是因为闽南人在外国经商的很多，但是没有考虑到上海在人才方面的优势。上海人聪明，素质好，如果当时就确定在上海也设经济特区，现在就不是这个样子。14个沿海开放城市有上海，但那是一般化的，浦东如果像深圳经济特区那样，早几年开发就好了。开发浦东，这个影响就大了，不只是浦东的问题，是关系上海发展的问题，是利用上海这个基地发展长江三角洲和长江流域的问题。抓紧浦东开发，不要动摇，一直到建成……”

    听听，小平都着急了！浦东也要成为第二个深圳了！

    我们离上海最近，浦东开发对我们苏州是个天大的机会。这回一定要抓住！

    在古城苏州，干部们热烈地议论着，心潮激荡，仿佛邓小平的话是对他们讲似的：不要动摇，抓紧发展！

    浦东要成第二个深圳，我们苏州就要当江苏的第一个深圳。那时深圳在内地人的心目中就是改革开放的榜样，现代化社会的样板，人民走向富裕的目标。在苏州这样的内地经济发达区域，寻求新的发展点时，深圳无疑是最好的学习榜样。在当时传统的社会主义思维下，深圳是带着大半的“资本主义”色彩的。现在有邓小平的话，上海浦东也能搞深圳一样的特区了，这不等于彻底地搞“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了？！

    自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中国改革开放的浪潮一浪高过一浪。浦东开发应当又算是风起云涌的大浪潮。不用说，浦东开发，对苏州的影响和契机都是最大的。

    有必要交代一句：在浦东开发之前，苏州市委、市政府在80年代中后期就已经十分注重外向型经济的发展了，并且卓有成效。昆山和张家港的崛起便是最好的证明。只是这一阶段的外向型经济处在引资和合资的初级阶段，而深圳特区的外向型经济的明显特征是将某一规模的区域整体建成一个全面的外向型经济，也就是所谓的“特区”。

    国家对“特区”建设是有严格规定的，它实际上是一个行政区域的新划分。这得经过国务院批准。浦东那片尚未开发的“处女地”，与大上海仅一江之隔，东边又邻近通往五洲四海的大东海，开发空间广阔而代价低。

    “吾俚苏州”咋弄法？其实在2500多年前所建的古城苏州，只是一个“周围四十里二百一十步，外廓有六十八里六十步”的城市，虽然在伍子胥的春秋时代，她是名副其实的“阖闾大城”，但相对于现代化的大都市而言，苏州古城只能算个小城。进入20世纪80年代之后的中国改革浪潮涌动下的苏州人，眼看着南边的荒滩上建起的深圳，眼看着旁边的大上海一座座横空的楼宇和过江的桥梁，更不用说像北京那样四通八达的地铁与如蛛网般的城市高速环路，就是她的“子民”——常熟、昆山、张家港等自家的“五虎崽”的蓬勃发展，也使得古城苏州人越来越感到了压力。观前街的弄堂吆卖声和虎丘的旅游门票收入固然很值得骄傲，可小桥流水毕竟没有大江大海那种汹涌澎湃的激情与气势。尤其是全球经济的浪潮，让无数过去不起眼的地区与城市，仅仅几年时间就可以超越像苏州这样的古城的整个发展历史。这种瞬息万变的历史潮流，让一向性格温和的苏州人感到了前所未有的冲击——苏州出路何在？

    苏州是永远保住原有的古城文化与古城经济——那种小桥流水般的自安自得，还是跟上世界的发展潮流，再造苏州新城？

    这是摆在苏州人民和苏州领导面前的一个大课题。谁敢破解这个题目，谁或许是历史的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