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了专门应对新加坡的“软件”移植，当时苏州市政府在园区筹备组下面设了一个“借鉴办”。牌子挂在那里，一位北京来的领导见后，瞪着眼睛，说：什么狗屁牌子！

    苏州人见状，不知该说什么。

    “借鉴办”的牌子虽然没摘，但几经风雨飘摇。

    1993年，对苏州市委、市政府来说，为了这工业园区建设，一方面要与新加坡方面讨价还价，一方面要跟国内来自多方的不理解与反对声进行解释甚至是斗争，正可谓内外夹攻、左右挤压。但市委、市政府在中央和省委的领导与支持下，始终没有动摇过。“只是那种风雨交加的日子非常艰难，如果不是为了苏州现代化建设和子孙后代的幸福，当时我们真的想甩摊子。”一位苏州“老园区”这样对我说。

    “与新加坡谈判中首先碰到的是三块硬骨头，即：基础设施、土地价格和公共管理。这三样东西必须是我们这边要完成的，谈了一次又一次，就是谈不拢。”吴克铨说，“当时我已经62岁了，本来在完成章新胜市长交代的接待好李光耀等新加坡客人后，就不想再具体参与园区的筹备工作了。可就是因为上面这些事谈判非常艰难，主要原因是中国当时的国情、社情不允许我们步子一下子迈得那么大，可人家新加坡人不干，他说他们的‘软件’就是需要一步到位，所以市委后来决定，从各机关抽调14个人组成工业园区筹备委员会，市长亲自挂帅，我是负责人之一。”

    这是市委的决定。

    当吴克铨得知这事后，找到章新胜市长，说什么也不愿干了，“没啥理由，就是年纪大了，让年轻人干吧！”吴克铨对市长说。

    章新胜摇头，说：“你老吴那点心思我明白，你是不想这么一把年纪再惹一身骚味。不行，你不干谁干？光靠我市长‘光杆司令’一人？再说，你是我在李光耀面前推荐的人，而且也是经李资政点头的，你不干谁干！”章新胜与吴克铨一起搞“开发区”搞出感情来了，他就是不放这位“昆山开发王”。

    吴克铨没有办法，只好说：“那我就分管‘软件’吧，最多干三年。”

    章新胜笑了，拍拍他的肩膀：“行，就三年，‘软件’这一块全交给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