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虎争雄”就是苏州“五子登科”的大特写。报告文学是非虚构文体，作者选择的眼光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了作品的价值。何建明选择“天堂”苏州30年发展史作为报告对象，这“一度选择”（写作对象的选择）奠定了《我的天堂》总体价值生成的基础，而由上述“三部曲”的叙写可见，作者从对象的丰富存在中所作的“二度选择”（写作重点的选择），则具体地反映了苏州有别于他者的富有个性与特色的形象，使苏州成为真正意义上的苏州。很明显何建明着力所写的是苏州的经济，但《我的天堂》并不是一部经济史。作者将苏州的经济与苏州的文化结合起来写作，这不仅体现在“‘苏’是涂金的中国”、“人间天堂”史第四部“苏州人的哲学”等直接写到苏州历史文化的篇章节目里，而且也贯串在作品全部的言说中。作者从“干将剑”、丝绸、水城等抽绎出苏州文化的个性，“铸剑与丝织，这一硬一软，成就了吴国的霸业，也孕育了这个地区的文化与民风的精髓。今天的苏州人不也是靠这干事的硬气和成事的和气开创了新的历史辉煌和伟大纪元吗？”“钢的坚硬与水的柔性，是苏州人的性格，是苏州昨天和今天的全部内涵所外溢的最简单而形象的表达形态。这二者写就了苏州的历史。”这里作者对苏州文化的认知虽然不乏文学家个人的感受与想象，但苏州文化精神的大致正体现在这样的表述中。而由苏州文化孕育的“苏州性格”，深刻地烙在苏州创业者的心魂之中，并且在何建明的《我的天堂》的叙写中可触可感。经济与文化融合写作以外，《我的天堂》注意了重写经济活动的主人人物的行为及其精神。经发题材既见经济，更见人。作品所写的人物有市委领导，县市领导，更多的是经济能人。作者对他们的描述，注意突出各自的业绩和人格个性，其中不少的人物因此形象鲜活，令人难忘。“政策一落实，小布衫全出湿”，“社队工业不姓资，治穷致富才性社”，这样个性化的语言，使熟悉农村工作，思想解放，敢于任事，务实果敢的高德正的形象跃然纸上，而以江南的“东北汉”聚焦张家港精神的代表性人物秦振华，则把这一人物的独特性给鲜明地呈现了出来。应该说，整体上叙写苏州30年改革开放发展史的大作品目前只有何建明的《我的天堂》，但与苏州相关的各式文字文本还是不少。基于此，作者注意通过扎实的采访，尽可能更多地挖掘历史的细节，增加关于对象新的信息，从而有效地提升读者对于作品的阅读兴趣。如对中新合作建设苏州工业园区一事，作者比较详尽地叙述了事件发生发展波折回环的全程，我最感兴趣的是作品对其中有关的偶然性事由的插叙，和合作中对矛盾协调处理的细节。以上所言经济与文化的融合写作等三点，归结为一点，即是作者注意了报告文学写作过程中的“三度选择”，从而使《我的天堂》在非虚构写作的制式中，进取于史诗的书写品格。

    《我的天堂》相比于何建明其他国家叙事的作品，其个人性是极为突出的。作者在新苏州“天堂”前以“我的”加以定语，可见其情感的取向与强度。这在我们看来是完全可以理解的，因为苏州是作者“我的故乡，我的亲人，我的生命，我的诗赋”。一般来说，报告文学是一种公共性写作，作者的个人性更多地体现为写作的个人风格，而不是在内容上刻意地植入。但《我的天堂》具有较多的个人内容，如序篇第三章“‘苏’是一对父子之间的生命传承”。这样的内容配置，在国家叙事的总体框架中并没有显得突兀赘然，相反这种软性的侧笔，既烘托了“天堂”苏州的独特魅力，又使作品产生特殊的感人至深的情感力量，而这也是史诗性的书写应该具有的要素。读《我的天堂》，何建明以背让病弱的父亲背靠的情景，如同朱自清中的“背影”，作为一个“有意味的”生命形式，挥之不去。

    （作者丁晓原，常熟理工学院副院长，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