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0万字的报告文学《我的天堂》，沉甸甸地书写了古城苏州的古往今来，尤其是对近年来步伐铿锵之记实，让你见识了苏州人“钢的坚硬与水的柔性”。掩卷品味，感慨万端。探究全书的脉络，有三点值得成文列举：

    一、多学科知识的自如运用，增加了作品主题的丰厚性

    何建明提倡报告文学作家的学者化。这一主张，对建设思想性为主体的报告文学的独立品格，颇为有益。恩格斯在论述“戏剧的未来”时，明确为“较大的思想深度和意识到的历史内容，同莎士比亚剧作情节的生动性和丰富性的完美的融合。”这一论断，特别适应于报告文学的当今于未来。由此看来，使作品的主题得以最佳的表现，当是报告文学创作的第一。在本书中，努力用学者的思维，强化主题，是作者努力实践的重要方面。

    广阔的历史学的视角，从开篇贯穿至全书的结尾，并由历史的铺展，加入了地理、天文、人文及民俗等文化的笔墨，其汇合之势如苏州之水，滔滔流来，让你眼见了“苏”之金，“苏”之理想和向往。笔触遥起至公元前11世纪，自秦伯、仲雍建“勾吴”之文明之邦，到苏州的第一个名字“子城”；以阖闾、夫差之治，到“卧薪尝胆”的史实中，伍子胥成为这段历史的光辉与悲剧，他留下了千古水城，苏州从此由水而活、而昌、而繁荣；春申君继伍之水业，至秦汉三国的和平，滋养了苏州人心中的智慧——“闷声大发财”，从而造就了明清时水城的“万商云集”。一路走来，今天苏州的盛极当代，原本是历史和时代发展的结果。这种以史为叙述之道的写法，在全书几乎每写一地，均有涉及。史不仅是背景，而是成为事端发展之源头，读来拓宽了眼界，又理解了现实中那如何仍为“天堂”的苏州。

    思辨的表现，当在作者对政治、经济及社会学等各项学科的涉猎中。作者不规避这些非形象化的理性因素，直接出面论断。比如：在论及“异军突起”的乡镇企业的形式定性与实质时，作者引用亚当·斯密关于“市场经济”的理论，又以苏联解体中计划经济的弊端为对比，明确地指出：苏南乡镇企业的形式，“在很大程度上为我国纠正和调整计划经济的那种僵化、单一和命令式的经济形态，起到了特别重要的作用。”接着，作者以“放栏的猪崽养不大”的朴素比喻，指出了乡镇企业的局限和趋向化，从而为乡镇企业作实质剖析并定性。另外，如作者对江浪文化的解读，对“中国是个讲政治的国度”及“实力与权威”等论述，不仅直面社会，而且颇有见地。

    这样的理论，在文中见于一二段落之长，也见于寥寥几句之短，语句之平实，让深奥的道理浅出于文，不执拗、不游离、却是主题的坚实支持。

    这些理论对于作品的参与，还表现在作者对别人的哲理性语言的引用。如费孝通先生关于乡镇企业这个模式的论断；历史学家在调研苏州之后，对“苏南模式”于当前苏州大发展之重大作用的论证，都成为作品思想性的理论支持。而更巧妙的，还在于作者对书中典型人物那些哲理性语言的保留，它既免除了理论自身的枯燥，又使草根阶层从实践中体会的哲学，显出熠熠之光。比如：“张家港精神”的创造者秦振华，在面对“宏观调控”时人人怕创业的现状，理直气壮地论证了“发展是硬道理”的邓小平思想，明确认定时间不我待的客观存在，明朗表示自己的原则是“从实际出发”。另有，王金华关于“城市要有体温”，马明龙的城市发展要有“留白”等，都是人物丰实智慧和思想高度的展现，保留了这些并非豪言壮语的人物语言，又给主题性加一股支持的力量。

    在这部作品中，对各学科的知识的涉及，皆为我用。以上列举，仅为说明之例证。那些民俗学、产业发展的自然科学、文学同门中的诗词歌赋、艺术大类中的绘画、戏曲，以及建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