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有妥协的意思。我上楼把种业公司副总经理叫出来好声劝他，说你种业公司再穷也不至于像绝收的农民那么可怜吧！现在就差10元钱一亩的赔偿了，你就答应这些农民兄弟算了。可那经理沙哑着嗓门冲我说：农民们是可怜，我们种业公司的职工也不是开银行的。别说10元钱，就是再多一分钱我们也不答应！我一听就火了，对那经理说：你这是想解决问题哪？你种业公司再穷也不至于穷得揭不开锅吧？可你看看他们绝收的农民，为了上省城来讨还公道，拼凑了钱上省城来讨债，三个人合吃一盒方便面。你拍拍胸口，如果你敢说种业公司现在确实穷得再不能拿出每亩10块钱的赔偿金，那我梁雨润用自己的工资帮你解决这10块钱中的一半，你种业公司再另外拿5块钱如何？不就是4000多块钱嘛！我拿出两个月的工资，你看怎么样？种业公司的副总经理听我这么一说，不好意思了，说梁局长你真是好人，无论怎么说我们不能让你拿自己的工资来为我们解难。那好吧，我做这个主了！第一个协议就这样敲定了下来，真不容易，磨了两天又一夜……

    梁雨润事后回忆说。我在省信访局的卷宗里看到了调解下的第一份“协议书”，大致内容为：平遥县南长寿村部分村民与山西强盛种业公司因制种发生纠纷，经省信访局协调，达成四点协议：一、种植亩数按850亩计算，每亩保底价为575元，共计488750元，由种业公司赔偿。二、当年所产的合格种子玉米由种业公司按当地种子市场价回收。三、每亩的原种子款35元由种业公司从回收村民的种子款中扣除。四、种业公司的赔偿款分三次支付给南长寿村村民。没拿到赔偿现金的南长寿村村民仍不满意，梁雨润继续调解。但这个苦苦磨下的“协议”对南长寿村的农民来说，如同水中捞月一场空。原因是，当晚由梁雨润在场监督的“协议”，当时涉及到是否具有“法律效力”的盖章问题。“这都什么时候了，我总不能把管章的人再从家里叫回办公室吧？”在南长寿村村民委员会在协议上盖了章后，种业公司的副总经理强调了这样一个理由。村民们信了他的话。“明天你们到我们公司去盖！”种业公司的人这样承诺。第二天一上班，南长寿村的代表梁中禄等人来到强盛种业公司，说要找昨天跟他们签约的那位副总经理盖章。管章的人告诉他们，副总经理不在，她不能随便盖章。“副总经理去哪儿了？”村民们有些紧张。“还说呢！他被你们气病住院了！”种业公司的人没有给农民们好脸看。“他住院了，可这协议上有他的签名，你们也该盖章吧！”

    农民们拿出合同书。种业公司的人瞄了一眼，毫不在乎地说：“那也不行。你们找他去说吧！”农民们面面相觑，不知如何是好。“上医院找他！”他们赶到医院，找到病房，但病房内是空的，病床上挂着的牌子上有那位副总经理的名字，却不见其人影。“我们上他们当了！他们在糊弄我们！”农民们愤怒了。“这怎么可能？”梁雨润听南长寿村的农民代表回来向他反应情况后，极为意外。叫接待员打电话到种业公司，可没料想，这边电话还没打过去，就接到了那边的“一把手”——董事长的电话，说你们做得也太过分了，怎么能把我们的副总经理折腾一夜不让回家？他有严重的糖尿病你们知道不知道？你们这样做想过后果没有？说着，对方的手机挂断了。梁雨润知道后，憋了一肚子气，这也是搞信访的“职业特点”——你得随时准备夹在中间受气。那天，梁雨润刚刚上班，强盛种业公司的人就给他递上一份盖着印章的公函。梁雨润接过一看，不由生气起来：“这算什么事嘛！”种业公司的公函内容不能不让梁雨润生气，因为他们在公函上的白纸黑字明确说与南长寿村农民的那份协议是“被迫签订的”，并希望省信访局梁雨润他们按照300元的保底价作为赔偿条件与南长寿村村民商谈处理此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