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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皂树村:孤独而沸腾的农民革命策源地
老人到底是农村干部出身,知道应该先让我明白些什么,“我们双港区除了白水洋镇情况好一点外,双港和黄坦是临海最穷的地方,尤其是黄坦,基本都是山区,又是天高皇帝远的偏僻地方,农民们一直吃国家返销粮过日子。但由于人民公社后,土地归了集体,农民们吃返销粮仍然不能吃饱,所以早在上世纪60年代初就有生产队把土地按人头分给了各家各户。可那时毕竟全国农村都是不允许分田到户的所谓社会主义,因此上面听说有人分田分地后,就要求我们去割资本主义的尾巴。1976年夏,我当副区长时,上面又要求我们组织工作组下乡,对那些分田的农民动粗。当时上面给我们工作组的精神是:只要共产党在,就绝对不允许任何一个人搞单干。

    这话的意思是:我们能不能制止和刹住单干风,关系到能不能保住共产党政权的天大问题。老实说,当时我带着工作组,就有种同单干风生死斗争的味道。你可以想象,我们认为自己代表的是共产党和共产党的政权,而他们搞单干、分田分地就是与共产党唱对台戏的资本主义、反社会主义的反革命嘛!可一下去,我们才发现农民们分田单干的实在太多了,多得让我们简直无从下手。为了给那些分田搞单干的人点颜色看看,工作组也曾采用专政的手段,揪了几个人,像斗地主、斗走资派一样,押着游街和游村。但这些措施还是不管用。一方面搞单干的人太多,我们不可能把所有搞单干和分田的人都抓起来;另一方面你今天到某一个生产队把他们分的地合起来,明天你工作组还没有离开村子,他们又把地分了。开始有人报告后我不相信,说哪有那么快就把地分了嘛!一调查才有人告诉我说,区长这还不简单,我们熟悉每一块地,你们工作组白天把分的地收拢了,晚上我们再开个会,几句话就又把地分了。我听后,心想可不是,农民们祖祖辈辈生活在这里,他们对每一块土地了如指掌。于是我动员工作组人员,说为了防止农民们偷偷分田单干,让白天从地里收来的黄豆全部倒在生产队的晒场上,这样谁的黄豆就分不清了,你们想单干也单干不成。我自以为这样就可以让农民们没辙了,哪知他们笑着将我领到晒场,然后用脚轻轻扒开满地的黄豆。我一看,顿时恍然大悟:原来,农民们在黄豆下面或放了几根稻草,或放上几块小石头,将张家李家的黄豆分得一清二楚……”

    “哈哈,农民们就用那么简单而充满智慧的做法蒙混过关了!”我听后忍俊不禁。

    老人也笑了,说:“没办法,他们的招数太多了,无论我们工作组想什么法子来割‘尾巴’,最后还是一点效果都没有。这种情况下,我们工作组开始反思了:一是思考为什么农民们那么强烈地坚持要分田到户搞单干?二是从调查得出的结论是,凡搞单干和分田到户的地方,农民们的日子就相对好一些,基本上没有出去讨饭的。相反,那些靠吃国家返销粮又不分田的村子,则每年会有很多人出去讨饭。基于这种情况,我立即向区委和卢凯书记作了汇报,结果其他几个工作组了解的情况跟我们一样,农民们就是愿意分田单干。基层生产大队、生产队的干部也都支持分田单干。而且这些基层干部明确告诉我们工作组:如果一定要让他们去执行不让农民们单干分田的话,他们就全部自动辞职。这一态度在乡以下干部中占了90%以上,也就是说,如果我们坚持要求乡、大队和生产队的干部执行所谓的割资本主义尾巴、动员农民们上交已经分的土地和停止单干的话,那么乡以下的所有基层组织将基本瘫痪。在那个年代,我们共产党领导的天下如果出现这种情况,是谁也担当不起的事,所以区委,尤其是本来就支持农民分田的卢凯书记的态度,我们那次的割资本主义尾巴的工作组后来完全站在了农民这一边。比如我领导的六个工作组,几十号干部,没有一个人说农民单干和分田有什么坏处。

    但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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