企业在七八十年代，就与绍兴的水平不相上下。可由于我们处在台州这个地方，交通比较封闭，外来的资金很少，而当地企业又要迅速发展，资金怎么解决？国家和政府没有钱，所以集资和私人拼凑合作便成了一条必由之路。”这位老同志随手拿出一沓复印的材料给我看：“这是一个香料厂当时的群众入股收据凭证，你可以看看……”

    我接过复印件，在一张张“收款单”上，清清楚楚地写着某某人、某某人“交入香料厂投资款”，或100元，或50元。交款的时间是1972年8月和1972年9月……

    1972年是什么年代？是中国绝大多数地方还在高举“语录”，“大批特批”的“文革”岁月，百分之九十九点九的中国人还在起劲地批封资修、批摔死在沙漠里的“林副统帅”的疯狂年代，那是多数人连乡镇企业为何物还不是很清楚的年代。台州的黄岩人竟然已经在明目张胆地干起了投资办厂的事！

    “我们能这么干，主要原因是，当时乡办企业出现了问题，普遍存在产权不清，职责不明，大呼隆劳动，分配上的大锅饭，群众意见很大。比如有的集体企业名义上是集体的，可厂长一人说了算。集体企业的厂长或者供销人员，掌握着厂里的购进原料、销售产品的大权，他们熟悉购销渠道，明着干集体的，偷偷又办起自己的个体厂，而把一些私人企业的原料费、出差费弄到集体企业来报销。搞来搞去，集体企业亏损，个人腰包鼓了。这种‘富了和尚穷了庙’的情况在乡办、村办的集体企业中非常普遍。为了解决这些问题，我们的地方党委和政府想不出其他办法，认为只有从产权所有制和职责上分清，才能使企业集体有活力，否则乡办、村办企业只有死路一条。之后，我们在办新的企业时，采取集体投资与个人投资的合股形式便由此推开。这样办的好处是，共同投资，共同占有，共同劳动，共担风险，共享利益。后来发现，凡是这样的企业，效益都很好，集体、企业经营者和投资人三方皆大欢喜。我们的领导同志很讲实事求是，很开明，说啥革命不革命，啥社会主义资本主义，能让集体富强起来，能让老百姓过好日子，我们就支持干！台州能在六七十年代，到80年代能有如此普遍的股份制经济形式，就是因为我们的领导思想开明，不唯上。”

    在黄岩采访时，区委的同志给我找到了一份所谓“中国第一号”官方“红头文件”，此文件是时任黄岩县委书记孙万鹏主持起草的。他在文中说：“在黄岩进行的几个月调查中，令我陶醉的是一种新的极富生命力的经济模式——股份合作制在黄岩萌芽。但当时我深入听取各方面的意见时，发现这个问题远不是我所想象的那么简单。一些好心的同志劝我说，‘它是一条高压线，别碰它，风险太大了！’原因在于，它涉及到‘姓社姓资’的敏感问题，至今还未见到全国有一个地方党委正式发文表态支持的；从理论界的同志那里了解到的信息是，北京一些大学的权威经济学教授明确认为，‘股份制就是私有制’。而黄岩县委农工部所进行的系统调查与我个人的调查都表明：股份合作制几乎是解决当时企业资金困难的最有效途径，对促进黄岩城乡经济发展起了积极作用，老百姓几乎没有不欢迎的。这样一件大好事，为什么我们不支持呢？于是我和当时的县长王德虎商量，决定从实际出发，制定一个系统的政策文件，满腔热情又脚踏实地地推进股份制与股份合作制的发展，解除群众的后顾之忧，做百姓的靠背。为了承担这种政治责任，我还和王德虎击掌而盟：出了问题，我俩承担！但我们坚定地相信，霜雪之后，必有阳春。后在县委农工部同志的参与努力下，1986年10月23日，我们黄岩县委、县政府正式发出了现在被誉为中国第一个地方党委、政府颁布的关于股份合作制的系统政策文件，即《关于合股企业的若干政策意见》，从此黄岩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