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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田埂上诞生的第一批中国“股民”……
在1980年被省级党报公开报道,不炸开锅才怪!

    “其实,我们台州办股份制企业的事,比任何地方都早,上世纪七八十年代已经非常普遍了,最早捅到外面去的要算我们双港区的做法。《浙江日报》的那回大讨论也是被捅出来后的一个焦点问题。”王植江一谈起自己的“光荣历史”时,总是慷慨激昂,指手画脚,一脸童真。

    据王植江介绍,当时他所在的双港区与台州其他地方的社办、村办企业一样,存在的最大问题是产权不明晰,导致管理水平和效益低下,加上资金投入无通道,当时全区的86家企业,有60家处在奄奄一息的地步。而另一方面,农民们分田至户后的热情空前高涨。在这种情形下,推出股份制经济形式来促进原有的企业发展已成一种必然趋势。

    “政府没有资金投入,吸纳社会资金,使企业恢复元气,提高效益,然后有利共享,这是我们当时客观条件下认为可以使乡村的那些处于半死不活的企业走出困境的唯一途径,所以才有了搞股份制的想法。从某种意义上说,这是被逼出来的事。”王植江说,他们区第一个进行股份制的企业是区原所属的金属薄膜厂。在论证金属薄膜厂时,都认为企业产品在当时用途会很广,效益肯定不错。办厂的资金经核算,需要投入18000元。区委、区政府很明确这回金属薄膜厂以股份制形式来办,于是张榜公布,每股500元,一年后工厂拿出20%的利润按股分红,并鼓励机关干部和社会上任何人都可以成为股东。当时第一个投股人叫何虎保,他是一位校工,但在何虎保之后就没有人再投了,原因是社会上议论很大,有人说这样投股是搞“资本主义”,用不了多久就会被上面没收了。大家很害怕,没人敢再投了。一直拖到八月份,分管企业工作的王植江便向区委书记卢凯汇报,说群众顾虑大,要不我们干部带头入股。卢凯是个思想非常解放的书记,当年皂树村分田到户就是他在后面当后台。现在听王植江一说金属薄膜厂的事后,立即表态:我支持你,而且也要入半股,你也入半股。王植江听后无比兴奋,说:好,我也凑250元。于是双港区就有了书记区长带头入股办企业的事,而且在卢凯和王植江带头入股后的一个星期内,股票很快就卖光了,共有200多人参股,共计40个股东。

    双港区金属薄膜厂于1979年正式开办,当时厂里添置的一台设备还算比较先进。双港金属薄膜厂其实是个很小的企业,但由于区委书记与区长的入股,使得它名噪一时,整个浙江省都知道了这件事。当时争论的倾向,有赞成的,而批评和反对的则占了上风,相当多数的人则在中间观望。持反对和批评的人认为,国家干部的工资是国家发给你用于生活消费的,现在你们卢凯和王植江却拿去投资入股,而且还要分红,这不是把国家给的工资变成了资本吗?这符合马列主义吗?这不是剥削是什么?

    《浙江日报》的大讨论也由此展开。在长达两个多月的争执中,参加的基层干部、学界专家都有,大家众说纷纭,反对的和支持的态度都很鲜明,而在10月8日发表的浙江省社会科学研究所的方民生的一篇题为《不可滥用资本主义和剥削的概念——谈谈我对双港区委书记投资办厂问题的看法》文章,在这次轰动一时的大讨论中格外引人注目。方民生的文章从理论和实践上阐明了“双港区委的同志投资办厂符合党的政策,应当热情支持他们”。

    《浙江日报》的大讨论,从整体势态看,反对的和赞成的,各占一半,最后报社也非常宽容地没有肯定谁对谁错。聪明地将结论留给了未来和实践。

    “我们基层干部和群众相信实践是检捡真理的唯一标准,所以上面大讨论,我们下面是大干。到1981年时,仅我们双港区就相继办起了26家以股份制形式的联户企业,整个临海县的股份制企业则达到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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