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2370万吨。当时国外一家评估中心通过计算认为，中国必须花费400亿美元的外汇方能实现6000万吨的钢铁指标，或者说每年需花50亿美元（加上资金价格上涨因素等），才可能在十年后完成这一指标。可中国当时的出口额仅为97亿美元，将一半的外汇用于钢铁生产，这对整个国民经济来说，是极其危险的一着，而当时可能增加外汇的只有两条路：农副产品和一部分的石油出口。

    这两条路走得通吗？

    农业方面：“学大寨”十几年来，中国农民靠填河、砍树、种粮食的日子已使自己的肚皮越来越空，土地植被破坏到了不可收拾的地步。安徽小岗村18位农民正在孕育一场空前的农民革命——偷偷按手印分田到户。

    另一条路便是多采石油。石油这个行业自大庆油田发现以来，是最让毛泽东和中国人民骄傲与放心的行业——1964年以来，不仅满足了中国自己的工业和人民生活及国防所用油品，而且年年腾出一些产量出口换外汇，支持了国家其他行业建设。石油部老部长余秋里、康世恩，功不可没，所以两位都先后进入了国务院任副总理，同时还长期兼任了计委主任和经委主任之重职。

    1977年，中国要成为现代化的强国目标已经确定，然而中国的经济以何种方式前进，成了当时最激烈和最热闹的两种冲撞与交锋，这就是：表面上热气腾腾、实际上危机四伏的“十年规划”与表面上冷峻、实际上在聚集冲刺力量的“调整、改革、整顿、提高”之间的冲撞与交锋。前者，显然有过多的“左”的印迹，后者贯彻了“实事求是”的精神。但，两者之间的哪一个更正确和占上风的问题，统统都在1978年将得出交锋的结果。

    1978年因此变得特别的惊涛骇浪，惊心动魄！

    这种挟带着划时代的明显痕迹的风浪，对石油人来说格外地感觉到它的惊心动魄和惊涛骇浪。新中国的石油人是以“余、康”（余秋里、康世恩）带出来的。自从大庆油田发现与开发后，“余、康”在石油界如同当年井冈山时期的“朱、毛”一样，他们建立了新中国的石油营盘。

    此时的农民革命，尚在边远和落后的安徽小岗村及浙东的台州一带孕育小股旋风，并没有形成暴风骤雨。而作为工业战线的“领头羊”和国家经济生命线的石油工业，已经成为以上两种方针所形成的无法绕开的冲撞与交锋的中心地带。

    任何回避都无济于事。中国的经济巨轮欲将起航，石油旗舰必须先行。于是，围绕要不要和如何对待西方石油公司进入中国领海作业的问题，成为三十年前我国对外开放的首当其冲的事件。其过程，曲折而精彩！历史倘若不记载这段光阴，将是对中国改革开放史的严重缺憾。